材料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化不仅走进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更早已走进了校园的各个角落。多媒体教学、交互式学习在各类学校屡见不鲜，早教机、学习机、学生平板电脑等也已成为各年龄段学生的“手头必备”。现如今，网上借书、二维码考勤甚至手机远程开教室门、开多媒体设备这样的“神操作”陆续出现，让更多师生认识并享受着智能化带来的教育和学习便利。智慧校园作为应运而生的一个“热词”，正成为新时期教育事业发展的应有之义。

智慧校园建设主要依托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通过人、设备和社会因素之间互动的智能化，实现学校改革、教学和管理服务的智能化。在大数据和互联网的作用下，师生们不用再为攻克一道题目而苦思冥想，更不用为查找一篇文章而翻遍群书，只需在电子设备上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题目解析、课本原文都会清晰地呈现在眼前。现已出现的“未来教室”更是颠覆了传统的教室概念，不需书本黑板，只需一个超大屏幕，轻轻一指，来自全世界的教学资源就会伴随着教程一起，以图文并茂、声像结合的形式呈现出来。学生学习的方式简单了，学习的动力自然也就更大了。

智慧校园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率，更为师生们解除了“后顾之忧”。学生们在学校的学习时间可以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但学校里难查询到的信息、难处理的琐事却往往给师生们增添了许多学业之外的负担。现如今，借助网络的信息联动，课表、学分等数据信息都可以通过手机查询；借助网络的万物联通，生活、教学设施使用也只需动动手指即可操作。不必要的时间省下了，学习的效率自然也就提高了。

——摘自2019年3月1日光明网《智慧校园，未来可期》

材料二

2011—2016年中国智慧校园行业发展规模

——来源：智研咨询网

材料三

“每年毕业时，很多学生要到图书馆来盖章，证明他借的书还清了。一万个毕业生里只有一百个欠了书没有还，为什么叫其他学生陪他一起来呢？”南京师范大学信息建设管理处处长张建平在报告中说起一个在高校司空见惯的“小事”。他认为，信息化不是买硬件，不是买一个软件，也不是订一个合同。

“并不是说用了计算机或者用了物联网技术就可以称作‘智慧校园’的。”金智教育首席运营官黄坚对记者说。前两年金智教育做过100多个高校的移动校园，在看似不错的数据面前，CEO史鸣杰却认为它“非常糟糕”——这100多个移动校园的活跃度很差。史鸣杰认为，该现象的原因在于过去提供的产品是为管理者服务的，“任何C端（用户）不喜欢的东西都不是好产品”。

真正的智慧校园是以学生、老师、家长和校园生活的视角，以人为中心，构建一个承载海量微服务的校园智慧开放平台服务师生。史鸣杰称，今年要发布的新一代智慧系统会更多考虑C端的看法。“我们不再独立跟网络中心谈，我们会跟很多C端谈，跟很多95后谈，听听他们需要什么。比如，大一新生可能最关心是课表安排，学校所在城市的美食、旅游景点等，但对于一个大三学生来说，他的需要则跟就业相关。”史鸣杰说。

——摘自《“智慧校园”建设亟须转变观念》，2017年5月27日《科技日报》

材料四

腾讯智慧校园是面向各类学校的移动端校园智慧生态圈解决方案，打造基于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与学校管理、学校教育深度融合的智慧教育模式，逐步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学习的更开放融合、智慧生态的学习方式。用符合校园场景化的呈现形式，将学生、家长、老师、学校四类角色进行有效连接。此外，腾讯公司将充分发挥优势，继续优化和发挥大数据、云计算方面的能力，为腾讯智慧校园产品提供开放接口，在腾讯智慧校园平台中集成其它应用功能，并利用大数据分析增强教育决策的科学性。

福州市携手腾讯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双方认真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按照需求导向、应用驱动、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原则，以学校发展和师生教育的需求为本，力求在移动办公、在线学习、移动端教育管理上取得实际成效。腾讯智慧校园还将与福州市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管理公共服务平台进行对接，实现统一认证、教育资源互通、人人通空间互通要求。

——摘自2018年9月21日腾讯教育网

材料一：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农村人口在城镇化的大潮下流动频繁，大批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徙。原有的城乡二元格局被打破，乡村大批文化精英远离乡村，选择对乡土的整体性逃离。就塑造乡村文化秩序而言，本应肩负乡村文化振兴重任的他们，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状态，这直接导致了乡村文化的“空心化”。乡土社会的血缘、地缘特征逐渐被削弱，现代化的楼房建筑取代了传统民居，传统村落大量消失。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乡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与此同时，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乡村社会出现了文化景观破碎化与“文化孤岛”现象。城市和乡村本就属于一种整体性文化，城乡文化不应割裂，而应“和而不同”。现在，城市文化破坏了乡村文化生态，乡村公共文化资源大量流失，乡村文化代际传承出现断裂，农民原有的生活状态、语言习惯甚至价值观念都在悄然变化。留守农民不再信奉诞生于传统农业文明的价值观念，在价值评价和行为选择上，普遍出现了集体性身份焦虑。淳朴乡风日渐衰落，“重义轻利”等乡村道德观念被侵蚀，封建迷信、盲目信教等低俗风气逐渐成为乡村文化的新常态。

（摘编自刘志刚等《乡村振兴视域下城乡文化的冲突、融合与互哺》）

材料二：

当前乡村文化困境有目共睹，其根源在于思想观念。不少人以现代化的理论想当然地解释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认为农耕文明所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方式、生活观念，中国要快速实现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之路，乡村及其文化的衰落是必然的。

这是对乡村文化的误解。中国是一个以农耕开国的国家，其乡村文化创造并保存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农耕技术、农业遗产，更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总结出一套“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道法自然”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生命本体的参悟智慧。在与天、地、人的交流中，中国乡村文化创造了敬天法祖、崇德向善、仁义忠孝、节俭循环的生活智慧，对世界文明进程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不可否认，乡村文化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脉。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在接受城市文化积极影响的同时，其蕴含的民间智慧、淳朴民俗也会对城市文化产生强烈影响，与城市文化形成互补。

（摘编自刘忱《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文化复兴》）

材料三：

对于有几千年农耕文明史的中国而言，城市文化并不能反映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状态，城市文化不可能取代乡村文化，乡村文化不可能沦为城市文化的附庸。城乡文化具有同源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城乡文化共同的深厚根基。不可否认的是，产生于传统农耕社会的乡村文化，存在着与现代文明不相适宜的糟粕，但是乡村文化承载着中国文明演进的根脉。乡村文化凝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着不可或缺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看，城乡文化不可能采取相同的发展模式，城乡文化一体化是在保持城乡文化特质差异基础之上的均衡发展，从而形成城乡文化相互支持、互为补充的和谐发展局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传承和发展农耕文明。乡村文化振兴不是简单复制现代城市文明，而是在借鉴城市文明的基础上，实现对原有的多村文化的扬弃。在保持乡村文化个性的基础上，重塑乡村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进而推动城乡文化的和谐共生。

（摘编自刘志刚等《乡村振兴视域下城乡文化的冲突、融合与互哺》）

材料一：1月10日，一年一度的科技盛典——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今年共评选出12名科技专家和296个奖励项目。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46项，“国家技术发明奖”6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85项，授予10名外籍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科技创新正迈出铿锵有力的步伐。

每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除了最高奖之外，最受关注的应该是表彰基础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此奖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公民。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介绍，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完成人的平均年龄为44.6岁，第一完成人平均年龄52.5岁，分别比2018年下降了2岁和2.6岁。而且，超过60%的完成人为年龄不足45岁的青年才俊，有7项成果的第一完成人年龄不到45岁。团队平均年龄不足45岁的项目26项，占比56.5%。青年人已经成为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的生力军，他们勇敢，坚毅，“坐得住冷板凳”，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摘自《光明日报》2020年1月11日）

材料二：在“2020首科新年论坛”上，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等发布了《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19》。报告构建包含4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以及26个三级指标的“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并对中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科技创新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估，分析总结中国城市在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不足，以期继续为国家和各级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排名（第一组）如下图：

（选自《中国日报网》，有改动）

材料三：制造业是最能体现科技创新的领域。我国已是世界制造大国，但“大而不强”。主要问题是:科技创新能力弱，缺乏关键核心及共性技术。在“全球创新能力指数及全球竞争力指数”排位中，我国仍处在15—20之间。2019年，广东已有上百家制造机器人的企业，但是，广州汽车制造公司的流水线上，几乎全部是进口的高端工业机器人。因此，我国制造业要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切忌情绪急躁，以为指日可待。

到2019年6月，我国已建成或通过建设方案论证的已有13所国家制造业创新研究中心:动力电池、增材制造、印刷与显示、机器人、信息光电子、轻量化材料与装备、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智能传感器、集成电路、先进功能纤维、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农机装备等。这些创新研究中心已将国内相关领域的主要产、学、研单位整合起来，组成协同创新联盟，并形成网络，只是有待进一步完善。

（摘自柳百成《创新·强基·智能——建设制造强国》）

材料一：

从嫦娥一号绕月飞行到嫦娥三号成功落月，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战略已实现“落”的历史性突破。中国的航天活动始终按照自己的计划节点和技术、经济实力一步一步往前走。虽然起步晚，但中国坚持统筹规划、合理部署各种航天活动，保证了航天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突破关键技术的“中国创造”中，坚持独立自主、自主创新的中国航天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工程目标和科学目标。十年间，中国航天技术取得跨越式发展，突破了载人飞行、交会对接、月面软着陆等重重难关，实现了我国航天研发、制造、应用能力和水平的整体跃升，带动了信息技术、微电子、新材料等领域一批新技术及其产业化的发展，推动了天文学科发展和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应用发展。

这是中国航天的新高度，这是中国梦想的新起点。从“嫦娥”登月到未来空间站的建设，从憧憬中的载人探月到火星探测，中华民族的梦想必将写在更加高远的太空。

(摘编自《航天新高度   梦想析起点》)

材料二：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降落于月球背面，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和首次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嫦娥四号任务实际上是“两器一星”，包括了着陆器、巡视器和“鹊桥”中继星，其中先期发射的中继星就是为了实现对地、对月的中继通信。因为背对地球，要在月球背面实现软着陆，探测器与地球的测控通信和数据传输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难题。此外，月球背面并不像正面那样平坦，着陆区的选择及精准着陆也是难题。综合考虑光照、能源、热控等多种国素，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着陆的纬度确定在40度—50度的范围内。嫦娥四号在距离月面15公里到8公里的高度为倾斜下降，8公里之内就改为垂直向下，引入相对于月面的测量导航，解决了着陆区周边地形起伏大而难以下降的问题。嫦娥四号在技术上进行了创新，最关键的是自主能力的提升。在动力下降过程中，原有的控制系统故障预案变成自主实现；在月面工作期间，它可以自主休眠、自主唤醒，唤醒后也可以自主进入稳定工作状态。在科学任务方面，嫦娥四号将进行月球背面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与研究，开展月球背面巡视区形貌、矿物成分及月表浅层结构探测与研究等。未来探月工程三期还将首次采用无人月球轨道交会对接方式实现月面自主采样返回。

(摘编自冯华《翩然落月背   再赴广寒约》)

材料三：

中国将于2020年探测火星，此次探测将通过火星卫星、火星着陆器、火星车联合探测火星，目前火星车已经准备好。中国火星探测起步较晚，但起点高、效率高，在首次任务中要一次性完成“绕““落”“巡”三大任务，这在航天史上没有先例。根据地球与火星位置关系，每26个月火星会有一次距离地球最近的机会，这也是发射火星探测器的最佳时间窗口。在这个时间点发射火星探测器，将节省大量燃料，缩短抵达的时间。2020年就将迎来一个窗口期。

面对探测火里的种难度，中国已经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完成了火星探测轨道设计。测控通信、自主导航、表面软着陆等关键技术的科研攻关，为我国自主火星探测奠定了技术基础。首次探测火星，中国肩负了什么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探测火星上的生命活动信息，其二是火星本体科学的研究，其三是探讨火星在经过长期改造之后大量移民、建立人类第二个栖息地的前景，为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服务。

(摘编自储棕荷《火星探测到底难在哪儿？》)

材料一：

城市生活垃圾是城市化的产物，它既是一种“社会公害”，同时作为丰富的再生资源，又可谓“摆错位置的财富”。为了使城市垃圾资源化，在处理前首先需要实施分类收集。垃圾分类收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合力才能完成。公众既是垃圾的制造者，也是垃圾污染的受害者，公众参与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有重要意义。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理解、支持和自觉参与，是垃圾分类回收的基础和关键性因素。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主导型”环保工作模式使居民认为保护环境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科学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对环境问题关注较多，一般居民环境意识普遍欠缺；城镇居民的环境意识相对较强，广大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普遍较淡漠。

长期以来，公众养成了“简单方便”的垃圾混装习惯，虽然不乏一些对环保抱有热情的人，但也往往因在进行垃圾分类投放时要付出较高的经济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而不愿执行。随着宣传教育的深入，很多市民逐渐对垃圾分类投放有了较高的积极性，但对分类的标准和方法不清楚或掌握不够准确，从而影响了垃圾分类收集的效果，久而久之，参与的热情也会逐渐削弱。民间环保组织有责任、有义务协助政府推动实施垃圾分类的政策和法规，但是大部分公益性环保组织仅限于做一些宣传教育的工作，缺乏参与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及管理的途径，环境保护志愿者发挥作用的渠道也不畅通。垃圾分类收集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当公众对环境政策由消极观望转为积极配合时，政府和企业也会积极响应，尽快创造更好的条件，形成覆盖广泛的绿色环保网络。

（摘编自姜朝阳等《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中的公众参与》）

材料二：

从生活垃圾分类的制度变迁来看，早在上世纪末，《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就已经对生活垃圾的定点倾倒和堆放、分类收集和运输、合理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作出了规定。但对于公民个人在生活垃圾分类中应担负的具体义务及相应制裁机制，立法一直空白。近二十年来，我国公民的生活垃圾分类义务主要停留在依靠宣传教育、引导鼓励方式推行的道德义务层面。

今年6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也将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纳入其中，并对实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作出规定。至此，生活垃圾分类义务的强制法律规范不断完善。在传统观念中，道德义务在法律中的设置意味着义务性质的转变，公民的环境道德义务、法律义务被明确区分与相互割裂。

但从实际来看，公民环境义务是具有立体多元层次结构的系统整体，呈现出层次性与整体性兼具的特征。公民“要我分类”强制法律义务的设定建立在公民高度认同垃圾分类现实必要性与重要性的基础上，其实现也离不开公民“我应分类”的道德责任感和自觉性，并应最终达到一种“我要分类”的自觉履行状态。

也就是说，公民环境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具有价值层面的一致性和行为层面的统一性，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具有法定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双重属性，只有各层次义务相互结合、相互支撑，才能够使公民强制环境法律义务的建立具有正当性与可行性，也才能确保公民基于道德情感遵守义务性规范，并从强制性义务中获得自愿性守法动力。因此，可以说公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性质走向强制性法律义务，并不意味着其道德义务属性的灭失。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完善的法律体系、严格的处罚与监督等外在约束机制与多元参与、教育宣传等软性的内在行为与道德培养机制并行是生活垃圾分类得以成功的共同经验。我国生活垃圾分类的广泛推广与深入实施，也需构建契合其双重属性性质的、惩戒约束与激励引导相互协作的义务实现机制，其具体制度实现路径应包括：以法律责任为内容的惩罚制度、法律监管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督制度以及以声誉评价与物质奖励为中心的激励制度、以环境教育与道德培育为手段的自我实现制度等。

（摘编自赵汝《生活垃圾分类从道德义务走向法律义务》）

材料三：

旧金山是美国第一个通过垃圾分类回收相关法律的城市，强制性要求企业和居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并通过调控垃圾清运费来鼓励和督促居民减少生活垃圾。日本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市民如违反分类规定乱扔垃圾，就会被拘捕并处以巨额罚款。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通过立法对投放垃圾行为进行强制性规范和约束，是推进垃圾分类处理的必由之路。

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开始施行《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经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垃圾管理地方性法规。该《条例》明确了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规定对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单位和个人可处以罚款。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明确垃圾分类是法定的职责，每个单位、每个人都应该依法履行好自己的义务。”从该《条例》施行三个多月的实践来看，垃圾分类对市民生活习惯形成了巨大冲击。为达到更好的效果，社区建立了居民垃圾分类档案，以实现生活垃圾投放可追踪溯源，责任落实到一户一家。垃圾分类应当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选择题”变为“必答题”。

（摘编自王薇《城市垃圾分类，一道难解的题》）

材料一：

工业时代晚期的资源紧缺是分享经济出现的大背景，而我国交通、路面资源和住房资源紧张，催生了分享经济在这些领域首先兴起。滴滴出行创始人程维指出，我国私人汽车的使用时长大概每天只有1～2个小时，而接入网约车平台的私家车使用时长大幅增加。

从美国的经验看，2008年短租和民宿领域的代表Airbnb成立；2009年，分享出行领域的代表Uber和跑腿网站成立；2010年，食品共享网站成立。2010-2013年，每年全球分享经济初创企业的数量以近50%的增速发展。

在我国，自2011年起，途家、蚂蚁短租等在线短租平台，春雨医生等医疗知识分享网站，以及后来的网约车平台、租车网站、共享单车都陆续发展起来。近期，具有共享基因的各类众创平台大量涌现，经过政府部门认定的众创空间超过4000个。

在我国“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当下，发展分享经济具有了重要的平台基础，分享经济模式迎来高速成长的浪潮，该模式未来将向更多领域延伸。

（摘编自鲁元珍《分享经济，新模式呼唤新思路》）

材料二：

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重点领域市场规模

材料三：

共享雨伞的出现，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尤其是其商业盈利模式受到了很大质疑，近期还曾出现城管以扰乱市容为由收走雨伞或者雨伞损毁、丢失的情况，这也从侧面印证共享雨伞商业模式的漏洞。

同时，共享单车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带来的困扰也一直存在，由于投放过量，经常看到无人使用或者废弃损坏的单车堆满街头，占道拦路，甚至影响交通。

有专家指出，能够将闲置资源与需求对接是分享经济的核心理念，而脱离了这一理念则有“走偏”的隐患。以共享单车来说，很长时间以来自行车是“生产过剩”产品，市民购买一辆自行车后需要支付日常维护、保管、停放等诸多成本，而共享单车用租赁的方式解决了人们的出行需求。然而，当大量商家涌入，出现共享单车投放过量的问题，自行车又回到了“过剩”的状态，这就违背了分享经济的初衷。

对于共享雨伞模式来说，雨伞属于个人消费品，容易损毁，使用频次低，而共享雨伞的智能锁、雨伞桩、GPS定位系统以及人力成本则相对较高，这导致企业盈利模式堪忧。专家认为，相比而言，一些耐用消费品或许更适合共享模式，然而目前，各行各业纷纷试水共享模式，却缺少必要的规划和分析研究，大量资金涌入后，其发展前景引人担忧。

也有用户指出，当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服务的质量难以保障。例如，专车司机常常不认路，民宿网站提供的住房常常设施不完善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指出，对于新技术和新业态，政府应在监管中引入适应性治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而不是用传统的方式进行简单的“规制”。因此，具体促进措施将有效带动分享经济发展，如积极调查研究、推动公众参与、鼓励行业协会发展等。

（摘编自鲁元珍《分享经济，新模式呼唤新思路》）

材料一：

站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顾中国电影这一路的艺术轨迹，其美学流变与文化变迁之脉络清晰可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国家层面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电影业逐渐从六七十年代“八亿人民八部戏”的荒芜寂静中复苏，创作思维突破了以往的诸多思想桎梏，主体创新意识越来越强。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电影业开始探索以市场经济规律为指导的企业化运作方式，在发行环节上引入竞争机制，推进国有制片业股份制改革。面对初兴的电视业和风靡内地的港台影视剧的激烈竞争，中国电影业感受到了成长的阵痛：市场萎缩，观众锐减，票房不佳。在低迷之中，《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以风趣幽默自成一派的喜剧电影在市场上打开了局面，找到了一条类型探索之路。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业逐渐从20世纪末的低潮中走了出来，开启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票房，十几年间涨了数十倍。中国电影制片、发行、放映领域的准入门槛逐步降低，电影投资主体愈发多元，产业化水平日益提高，创作生产能力稳步提高，类型生产和艺术探索也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发展态势。特别是信息时代来临，互联网技术与思维介入电影业，带来了电影媒介融合、理念变革和人才跨界的新可能，逐渐形成了“互联网＋电影”的大产业格局。

(摘编自2018年10月19日“人民网”，原题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电影：在探索中奏响时代主旋律》，作者：陈旭光)

材料二：

材料三：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8年12月31日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609.76亿元，同比增长9.06%，国产电影总票房为378.97亿元，占比为62.15%。与这一华丽数字相比，中国电影呈现的“创作暖春”更令人感到欣喜，唤起人们对未来的憧憬。这一年，现实主义创作成绩斐然，《我不是药神》《找到你》《红海行动》《后来的我们》《暴裂无声》《春天的马拉松》《照相师》等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深刻地反映了现实，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响；体现电影工业实力的电影《无双》《唐人街探案2》《捉妖记2》《超时空同居》《前任攻略3》等均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也表达了积极的价值观；关注人文品格和人性关怀的《阿拉姜色》《米花之味》等艺术电影表现出探索者矢志不渝的追求。

(摘编自2019年1月4日《光明日报》，记者：牛梦笛　通讯员：胡琪)

材料四：

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银幕总数突破6万块，位居世界首位。与高速增长的影院数量相比，近几年来，全国影院的场均观影人次持续下降。以位居全国票房收入首位的万达院线为例，2016年场均人次为31人，2017年为25人，2018年则再度下降至22人。这样的情况在各大院线普遍存在。数据显示，2018年票房前10名的影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票房前50名的影院也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大城市，其中，位于北京的影院占比尤其高。“这种现象反映出当前影院建设的不平衡不充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会长韩晓黎认为，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影院过度集中造成单厅人次下降，而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县级城市及以下地区，影院覆盖明显不足。政府将鼓励企业积极投资建设电影院，并将通过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对中西部地区县城及县级市新建影院给予每家不超过30万元的资助，对改扩建影院给予每家不超过20万元的资助，对新建或改扩建并加入城市院线的乡镇电影院给予每家不超过30万元的资助。

(摘编自201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