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庭中度过的，家庭不仅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基本物质保障，而且也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重要环境。人生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家庭的幸福。因此，家庭是生命的摇篮、情感的港湾、文明的载体。中华文化强调人伦之道，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如尊老爱幼、父慈子孝、夫勤妇俭等，这些家庭伦理道德对维护家庭关系、家庭模式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作用。   

《礼记》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所谓“肥”，即健康、和谐、融洽之意。在我国先贤看来，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角色，自己的责任，所有角色互相配合才能成为团结协作的整体。当然，家庭之中难免有矛盾，这就需要协调。协调得好，大家都心情舒畅，同心协力发展事业、发家致富，培养子女健康成长，这就是“家和万事兴”。   

家庭关系的重要协调和保障机制之一是孝道。“百善孝为先”，孝道的基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它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得到普遍奉行。由孝道形成的浓厚的家族亲情，对家庭稳定乃至社会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孔子认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把“孝”的准则诉诸报恩的情理。饮水思源、知恩图报，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懂得报恩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必备品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华文化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像宗教那样通过教堂而主要通过家庭来培育这种品质。“立爱自亲始”“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强调从报父母养育之恩开始，再推广到报师长教导之恩、朋友知遇之恩、国家培养之恩等。亲情之爱犹如投进湖里的石子，荡开的层层涟漪由近及远。传统的孝道还要求子孙继承祖辈的志向、理想及其崇高事业，弘扬祖辈进取的精神和坚忍的意志。这是家族乃至民族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重要精神纽带。   

家庭关系的另外一个重要协调和保障机制是夫妇之道。夫妇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对待另一方的态度是衡量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标准。历史上，男尊女卑的现象在汉唐时并不明显，宋朝以后比较严重，这当然是需要批判的。但即便在封建社会，也有许多忠于爱情、富不易妻的真君子。如东汉时期的宋弘，不娶皇族之女，不休患难之妻，“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典故成为千古佳话。汉代隐士梁鸿与其妻孟光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故事，更是脍炙人人口。这些事例对今天的中国人仍有很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没有稳定、和谐的夫妇关系，就不可能有稳定、和谐的家庭。对传统夫妇之道进行合理扬弃，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郭齐家《家和万事兴》）

提升海洋文化软实力

海洋文化的地域性构成了国家文化的多样性。沿海地区是海洋文化的孕育地与发源地，不同地区的海洋文化具有特定的地域性，又通过交流形成了具有地域性和多元性的海洋文化。首先，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海洋文化，具体体现在中国有辽宁海泽文化、齐鲁海洋文化、吴越海洋文化、岭南海洋文化、闽粤海洋文化、潮汕海洋文化等。在这些海洋文化地区中，无论法律制度还是风情民俗，乃至饮食文化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其次，同一个国家的海神信仰也具有地域性。比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渔民崇拜鲸，尊称其为“过龙兵”，在鯨鱼经过时渔民焚香烧纸对其祭拜。

通过海洋传播的外来异质文化影响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是相对于“文化威胁”或“文化霸权”提出来的，主要指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体系没有遭受其他文化的侵蚀与破坏，能够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同时，扩大本国文化的影响力。海洋是流动的资源，连接着五大洲的众多岛屿和陆地。人类借助海水的流动性将一地一城的文化通过航海传递到异城他乡，产生了异域异质文化之间的跨海流动性和互动性。异质文化是一把双刃剑，我国有漫长的海洋疆域线，容易让大量的异质文化介入。这些与我国相邻的国家在国家性质、主流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文化特征等方面都与我国存在着巨大差异，形成了我国沿海地区较为复杂的政治关系。我国多数地区濒临海洋，为异域异质文化之间跨国、跨民族、跨地区的辐射与交流提供了便捷通道。

海洋文化产业较为薄弱，影响国家文化传播。我国海洋文化产业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开展起来的，是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途径。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繁荣海洋文化的基础，是海洋文明崛起的支撑点之一。我国已将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在国家发展战略框架下，建设与中国海泽强国战略相适应的海洋文化产业。

当今，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是大势所趋，“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已成为时代潮流。海洋经济发展本身就含有浓厚的海洋文化色彩。没有海洋文化的发展就没有海洋经济的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高度依赖海洋的外向型国家，国家正逐步实现建设“海上长城”的战略思想。从现实意义上来看，海洋经济对于推动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首先，要建设海洋文化强国，离不开海洋经济的发展。其次，海洋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民众对国家海洋文化的自信，海洋经济的发展，不仅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郣，还能推选海洋文化体制、观念和内容的创新。

（选自《人民论坛》)

春天的巴赫

周卫彬

①自从迷上古典音乐，听得最多的就是巴赫。也许没有人，能够将人类复杂而深刻的情感，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唯有巴赫，创造出一个精神上迷人的乌托邦，就像女钢琴家埃莱娜·格里莫所言，“巴赫，用最真实的情感，俘获了空间，让它成为一条无限的曲线；他掌握着时间，使未来的一切成为可能；他选择一段舞蹈，使之成为神圣的庆典”。

②在这春日融融的午后，躺在沙发上聆听格里莫演奏巴赫的《恰空舞曲》，忽然被一股暖流击中，那种温暖像春日的溪流，逐渐在耳边形成小小的漩涡，它似乎在纯粹而微妙地唤起这个春天隐秘的脉动；一片雾霭氤氲之后，从梦境中醒来，窗外便是一览无余的浓春了。这时候，音乐又仿佛转换为倒映于水中的舞步，人们彼此的步伐在摇曳的波影里，似乎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在和谐而富韵律的节奏中翩翩起舞；而水中的绿藻一簇簇慢慢地生长着、壮大着，随着波光倒影起伏摇曳，仿佛生命永不停歇的呼吸、律动，更像一双温柔的手，抚摸着时间，拂过空间，轻轻地牵引你到那充满巴赫风情的异境他乡。

③在格里莫的演奏中，巴赫的浪漫、伤感，天真、圆融，像一道流光溢彩的背景，凸显而出的是生命沉静而旷远的质感，那种人生中的风雨与星光，相伴而行，有欣慰，也有些许的惆怅。所有的倾诉在节奏的变换和旋律的回荡中，直至言辞难以抵达之处，那是一种存在于内心深处的演奏者与聆听者自在交谈的声音。在只属于自己的春日下午，独自体验着琴声中生命的宁静与辽阔。格里莫指间的巴赫，将她原来的烦躁与不安洗得干干净净，一派空山春雨，如果巴赫再世，不知道他是喜欢古尔德，还是钟意这位貌美如春的格里莫更多一点？

④我不是一名猎奇者，只是偏好同一支乐曲因为不同的改编、指挥、演奏，而带来的不

同体验。一样的曲调，不一样的听觉，难道是我们耳朵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我从格里莫这里听到的，完全不同于古尔德（虽然有时候，你会感到古尔德仿佛巴赫的化身，所谓最忠实诠释者），听觉被她的纤指牵引，来到春天记忆的最深处，那些旧日的诗句网获了此时所有的情绪，让人很快坠入美丽的深渊，犹如坠入爱河；她那种奔放的抒情就像汩汩的流水，注入月光下的池塘，有种经历了漫长的跋涉与等待之后，终于找到归宿，一吐为快的感觉。那泠泠的琴声循环漫步，翩翩舞动，时而舒缓安详，时而热烈奔放。你会感觉她从巴赫身边的绿荫下出发，却在路上经历了旷野、沙漠与河流。那自在的弹奏与完美之风里有着郁结和愁闷，也有着明媚与轻灵，以及仿佛置身于别处的回忆与思考……闭目游神间，不远处，仿佛格里莫就坐在那里，正在用她的身体和心灵演奏巴赫，                      。

⑤我很喜欢格里莫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演绎巴赫的“恰空”，毫不顾及他人对巴赫的习惯聆听方式，在复杂多义中揭示音乐的内涵深度，却以一种最简单的诠释传递音乐最真的美感。这样一位天才的钢琴家，拥有让天使嫉妒的容颜及缪斯青睐的才华，而她在演奏中依赖的或许只是一种直觉，就像在星光下走夜路的人，哪里是田野与山坡，哪里是道路与河流，一切都历历在心。没有取媚于人，也没有所谓的权威评判，她希望得到的仅仅是一支令人享受陶醉的乐曲。你因此也会理解她何以会对保护野狼情有独钟，甚至一度为此中止了自己钟爱的音乐事业。

⑥一种特殊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一位天赋异禀的音乐家，并塑造了一个具有特殊意味的巴赫。仅就这个巴赫版本而言，几乎是不可复制的。格里莫不仅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巴赫演奏，而且在不断寻找更为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方式。史怀哲在评价《恰空舞曲》时说：“巴赫，用一个简单的主题，呼唤出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在格里莫的演绎中，时而层峦叠嶂、繁花如锦，时而轻盈似水，跃动如金，闪现着心灵舞动的微光，如梦似幻，却定格在人们心灵深处永恒的记忆里。这是我们无限渴望接近的世界，就像这静美无垠的浪漫的春天……

材料一：2014年10月，某新闻学院新媒体研究所对移动媒体的重点使用群体（新闻资讯消费者）在移动终端的行为进行了一次调查。其中关于移动新闻阅读场景的调查有10.9783万人参与，结果如图所示。

移动媒体用户阅读新闻的场景

从上图可知，过去一般属于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的“卫生间”和“床上”这样的空间，已被移动终端所侵占。

人们使用移动媒体的场景分两种：固定场景与移动场景。

固定场景指人们在相对静止的状态下所处的空间环境，是与人们日常活动规律相关联的环境。如家庭中，在以PC电脑为上网终端的时代，人们使用互联网的固定场景主要局限于书房和客厅；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固定场景则向卧室、卫生间等私密空间延伸。在学校或单位，过去使用互联网的场景往往是休息时，而现在移动终端的使用已经打破了工作与学习场景中本应具有的“封闭性”与“专注性”，使工作、学习与休息、娱乐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移动场景指人们活动中不断遭遇的环境，如地铁、公交上。对于每个特定用户来说，移动场景意味着快速切换的时空，而每一种场景会带来不同的需求。《2013—2014年中国移动互联网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在“工位/教室”这样的场景中使用手机的比例从2013年6月的31.2%上升到2014年6月的49.7%。这印证了近年来人们的普遍感受：移动终端把一切碎片时间利用了起来，但它也把一切时间变成了碎片。

在移动场景中，时空的快速切换对于社交与娱乐来说，也许不会是太大的障碍，对新闻阅读而言，却会带来影响。人们对于长篇的、有深度的内容的阅读需求虽然仍在，但是，时空的碎片化，使人们难以保持一个封闭的、持续静态的阅读过程。简单地指责网民阅读能力下降是没有根据的，试图让他们停留在一张报纸读一天的时代也是不现实的。对于移动媒体的内容生产者来说，今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努力将文字的精华，结合其他表现形式，如信息图表、PPT等,进行提炼与再呈现。当下移动媒体的标题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一分钟读懂”“十张PPT了解”等字眼。这是顺应用户行为特点进行的传播策略的调整。尽管这未必是最佳手段，但是无疑，移动媒体的表现形式一定要与移动阅读的时空相匹配。

（摘编自彭兰《场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

材料二：“5分钟读完一本名著”类的短视频如今在网络上大行其道。此类短视频击中了人们的痛点：一方面渴望文化与娱乐，一方面没有时间或者舍不得花时间，于是能够“速成”的办法就格外受欢迎。但这种快餐文化很可能会让你欲速不达，你可以知道故事脉络，记住几个人名，但作品原有的丰富细节、细腻情感全都与你无缘了。

快餐文化的出现与流行并非今日始，但显然，互联网使快餐文化大范围流行成为可能，特别是移动媒体更给快餐文化按下了快进键。以某知名短视频App为例，短短15秒怎么可能完整反映一部名著，于是只好加快语速，精简内容。限制字数，这是移动媒体普遍采取的策略。

以前人们认为互联网拯救了碎片化时间，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利用碎片化时间提高效率。但现实是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用碎片化的时间去阅读碎片化的内容。其后果是，人们在碎片化的浏览中很容易迷失，导致认知、分析能力下降，思维趋于表面化。古人虽也曾用“马上、枕上、厕上”的碎片化时间去阅读，但所读的内容并不碎片化，这是值得警惕的。

（摘编自张贺《对碎片化阅读保持高度清醒》）

材料三：学界对“碎片化”阅读的批判忽略了两个问题：媒介新技术带来的影响是面向全社会而非社会中的某一群体（如知识分子）；从社会层面阐释媒介技术的变革最终需要落实到个人日常生活的层面，否则容易脱离实际。

回顾历史，碎片化生存是人类日常生活的基本特点，即在碎片化场景中有意无意地获取碎片化的信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专注地阅读和学习，这是学生、学者的一种特殊实践。这个群体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日益壮大，但他们依然不是大多数，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未必能养成阅读习惯。因此，对于信息碎片化的批判更多体现的是知识阶层面对新媒体时的恐慌：个体的时间被新媒体不断入侵和切碎，封闭性的专注阅读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我们不能假设普通大众在闲暇时间，如果不看手机就会阅读古希腊哲学而不是去打麻将、看电视。信息碎片化是拥有阅读习惯的人群要面对的问题，学者不应该将它视为整个社会要面对的问题。

传统的阅读习惯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阅读能力者和广大文盲之间存在着鲜明的等级制。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提升了阅读的便利性，加速了社会获取和创造知识的效率。即使在今天，书本（包括各种数字化形式）依然是知识的主要载体，长时间专注的书籍阅读仍是一种高效的学习模式。在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传统阅读依旧不可或缺。这种模式能让我们有效汲取知识“干货”，但不可否认，这种专注而长时间的阅读并非人人可为，它是经过长期训练而习得的能力。

过去，针对阅读能力的差异，各种科普、大众版的读物把难啃的“干货”简化后推给普通读者；今天，互联网平台把这些“干货”掰碎后让更多没有传统阅读习惯的人能看到甚至看懂。就此而言，与其说它是信息的碎片化，不如说是知识载体和传播形式的多元化。智能手机对知识分子可能是一个让传统阅读分心的潜在威胁，但对大众而言，移动媒体意味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平台，它不是挤占了学习时间，而是打发了原本无聊的空闲，提升了闲暇时段的生活品质，与此同时，还能接触一些其他渠道无法获得的信息和知识。而学者在自己擅长领域之外通过移动媒体的碎片化阅读，也不失为一种获取新信息、新知识的方式。

可见，移动媒体下的信息碎片化现象并非洪水猛兽，相反，它拓展了所有人的学习途径，从文字、图片到短视频，文本形式更多样化，这对过去没有阅读（书籍）习惯的人而言尤其重要。关于“如何阅读”这个问题，新媒体给知识阶层带来的是在传统阅读模式上新增的碎片化阅读，是“1+1”的增量而非取而代之；对于没有书籍阅读习惯的人而言，新媒体的碎片化传播模式带来的是“从0到1”的突破。也就是说，长时间专注阅读与新媒体文本的碎片化阅读都是知识学习与信息获取的渠道，两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如同正餐与点心，只吃正餐甚好，两者同时食用亦可；对于吃不了正餐者，有点心管饱也不错。当然，很多人受到了移动媒体娱乐功能的强烈诱惑，但这个锅不应该让移动媒体来背，信息时代给予个人日常生活的丰富选择势必要求现代人必须有时间管理的素养和自控能力。

相较于“如何阅读”，真正要关注的是“阅读什么”，即不论正餐点心，食物本身是否有益才是最关键的。有些人在互联网上接触到的都是学者眼中“无用”的信息，这也只能说明他们的学习模式没有因为移动媒体而获得改善，和过去相比并非更糟。身处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依然无法回避传统阅读模式中就存在的“阅读什么”的问题。今天的人们史无前例地被各种琐碎而无用的信息包围，但不可否认，随着主流媒体、研究机构、学者等人士以自媒体的方式进入互联网平台，高质量的碎片化信息也并不少见。能否接触并利用这些有质量的内容，涉及每个人的媒介素养和文化资本，通过碎片化阅读高效地汲取信息与知识，或许正是当代人需要培养的新能力。

（摘编自陆新蕾《“碎片化”阅读并非洪水猛兽》）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第一章《乡土本色》)

材料二：

人们通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性质。乡土社会不是人治的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第八章《礼治秩序》)

材料三：

家族观念基于血缘的原初信赖关系，安土重迁的中国农耕文明进一步充实了家族的机能。人伦情感亦因血缘而来，在情感依托的层面上，家的意义超越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现代社会主张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的建设并不矛盾。正如搬用熟人社会的伦理原则到陌生人社会是不合理的，反过来将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搬用到家庭也是不合理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关系当中正确切换。在现代化生产和协作上依照公共理性、法制精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爱敬相与。这要求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的阐发和合理的引导，使得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呼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历史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中庸》的“修齐治平”深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与家园的担当精神。在今天，心怀家国天下便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忧患意识，是主动追求民族统一、国富民强的精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来源。

命运共同体的想象是中华文化礼治德治之本和文明教化之根。它从历史深处走来，构成了中华文化将个人命运与共同体整体命运相融贯的伦理型文化特质。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选编自《“家国天下”观念的历史形成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一：

中新网1月9日电     2020中国书店大会暨“新时代杯”2019时代出版中国书店年度致敬盛典1月8日在北京召开。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书店重做与高质量发展”。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在会上表示，“书店重做”是书店的整体功能、经营方式和业态整合上更加适应当前新零售和新消费带来的变化。“书店重做”是坚持书店核心价值，把主业始终放在书店经营的核心地位。“书店重做”是强调书店走自己的创新发展之路。书店专家徐智明则提出，“书店重做”的核心是成为消费者的“学习场”，即通过各种书与非书的内容、阅读与非阅读的形式，服务于读者的终身学习，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院长、百道网董事长程三国从十个维度提出“书店重做”路径，价值、模式、供应链、选品、产品、电商、场景、数据、活动、设计。他预言未来十年，中国将诞生世界上最大的品牌书店。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2020年1月9日)

材料二：

在2020中国书店大会上，程三国现场发布了《2019-2020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与去年相比，这一报告新增了中国书店网络打卡排行榜和品牌书店(非新华)经营调查两项。

2019年中国总共有多少家书店？程三国表示，中国网络综合书店打卡大数据显示，中国实体书店数量超过7000家，美团点评上书店打卡数据显示，2019中国新开书店数量超过4000家。相比较中国的新开店数量，过去一年，美国只有99家新书店，英国只有15家。2019年中国关闭的书店有500多家。程三国认为，2019年每天有8219家餐厅倒闭，倒闭率91. 6% ，相比较于这一数据，过分放大书店闭店的声音既不尊重数据，也不符合事实。

(摘编自《新京报)2020年1月9日)

材料三：

光明智库：2019年，我国实体书店大量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程三国(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院长)：实体书店数量持续增长，首先得益于政策推动。我国的实体书店税收优惠政策还在延续期内，图书批发零售5年免征增值税。各部委和地方鼓励书店发展的政策也不断出台，例如教育部专门出台文件支持高校开办实体书店；北京市2019年实体书店补贴资金额度翻倍，等等。

此外，实体书店商业环境依然友好，很多购物中心提供优惠条件吸引书店入驻；阅读季、读书月、书香节、全民阅读“七进”等活动在各地广泛开展，群众阅读意愿回升；一批民营连锁品牌书店具备快速扩张的能力；书店主体越来越多，从出版社到各种商业机构、公共机构、文化机构都加入实体书店大军，使书店嵌入各种空间和生活场景。

刘建华(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传媒所所长)：从社会心理看，书店增多是网络“容器人”，人际交往愿望不断高涨的结果。互联网时代，原来以熟人关系为纽带的社区日益变得蜂巢化，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都成了被“透明玻璃”阻隔的“容器人”。实体书店成为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精神家园、文化空间，泡书店、深交流，成为减暖社会焦虑、润滑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稳定的时尚方式。

从业态演进看，书店“回暖”是新媒体技术裹挟中消费者怀念往昔时光的结果。报刊、图书、电影、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但每种媒介业态都不全是对前一种业态的取代，而是相互补足，共同为受众提供最佳的产品与服务。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0年1月16日07版)

材料一：截至2019年3月19日，《流浪地球》的国内票房成功突破46亿元人民币，继续向更高的目标跃进。与此同时，《流浪地球》在海外市场也获得了较好成绩，海外票房接近4500万人民币。该片在海内外获得高票房的现象背后，不只体现了市场对国产科幻电影、国产重工业产品的热切企盼，更蕴含着观众对中国价值、中国审美、中国电影的文化认同。可以说，《流浪地球》对于中国科幻电影具有开创性乃至里程碑的意义，开创了中国重工业电影的新阶段、新景观。

（摘编自《光明日报·流浪地球：高票房体现文化认同》）

材料二：

材料三：经过数代人的努力，中国科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而，在形势一片大好之下，中国科幻文艺依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科幻创作是整个产业的核心。中国科幻借鉴了西方科幻的传统，关注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和科技的关系。在对这些话题的思考中，作家们关注更多的是科技可能带来的问题。但是，这种倾向有两个问题：其一，很多哲学层面的思考承袭自西方科幻，而没有对其进行足够的考察；其二，这种倾向与中国当今社会主流感受不符。如果这种主流倾向继续下去，中国科幻可能会重新回到边缘，进入那种“圈内叫好、圈外冷淡”的状态。

此外，科幻是个极度依赖创意的文艺类别，创新是它的核心生命力。但是科幻创意，尤其是那种开创性的创意，是很难找到的。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倾向于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解决问题，大量生产不具备科幻创意，但故事纯熟的作品。沿袭这种创作套路，中国科幻当然可以保持一段时间的热度，但随后很可能因为质量不能提高，再次被边缘化。

对中国科幻群体来说，产业化本身也是一种挑战。中国科幻就像个刚进入成人世界的青年，以前青春浪漫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必须适应新的规则和观念。这些人可能还一时不太知道该如何面对资本、面对公众，但他们必须尽快学会。

（节选自《光明日报•科幻有望成为功夫之后中国最大的文化输出》）

材料四：从《流浪地球》一波三折甚至险些夭折的拍摄历程不难看出，一方面，群众的确对优秀的科普科幻作品有着热切期待；但另一方面，科普科幻作品生产者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友好的产业环境。很多观众喜欢《流浪地球》，不一定是因为里面的科技元素，而是混合了许多复杂的心理因素。这部电影的成功能否让更多人持续关注科学，甚至走进科研领域，还有待时间的检验。20世纪90年代，《侏罗纪公园》系列电影的大热，为全球的古生物学研究开启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些电影点燃了很多人的“古生物学家梦”，吸引了大批人才进入这个领域，同时也为科学家赢得了企业家真金白银的资助。中国的科幻电影事业能否复制这一传奇呢？业内人士表示，文化环境至关重要，一个良性的科学文化环境，有助于产出更多、更好的科普科幻作品，也有助于这些作品发挥出最大的公益价值。尽管国内对科普感兴趣的人群已经大大增加，但在中国广大的人口基数里，这个比例还是小得可怜。即便是感兴趣的人群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对科学有着很深的误解。在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提高仍是一条漫漫长路。

（节选自《中国科学报•科普创作的产业环境还欠友好》）

材料一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20日上午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重要讲话。他指出，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同心协力，开创了澳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局面，谱写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华彩篇章。他希望澳门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站高望远、居安思危，守正创新、务实有为，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推动澳门特别行政区各项建设事业跃上新台阶。

上午10时，庆祝大会暨就职典礼开始。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首先，我谨代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向全体澳门居民表示诚挚的问候；向新就任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贺一诚先生和第五届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委员，表示执烈的祝贺；向所有关心，支持澳门发展的海内外同胞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表示，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以宪法和澳门基本法为基础的宪制秩序牢固确立。治理体系日益完善；经济实现跨越发展，居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保持稳定和谐，多元文化交相辉映。

（摘编自2019年12月20日19：21 央视网）

材料二

澳门本地生产总值 （GDP）从回归之初的518.7亿澳门元增加到2018年的4447亿澳门元；2018年年底，累计财政盈余达到5056亿澳门元，外汇储备为1636亿澳门元，较1999年分别增长193倍和6.2倍，大大增强了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自2004年以来，已有近1000名澳门教育人士参加港澳教育界国庆访京团。特区政府还设立了“认识祖国、爱我中华”项目，自2004—2005学年至今已有6.5万名师生参与；2016年又进一步推出了“千人计划”，至今已组织超过3000名青少年到内地学习交流。

澳门逐步探索建立起了社会保障体系，住屋、教育、医疗、人才培养、防灾救灾等六大长效机制，持续优化民生工程。至2018年，澳门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高达83.7岁，居世界前列。

（摘编自《光明网数据说》）

材料三

光明智库：从澳门的实践经验来看，“一国两制”“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澳门实践为“一国两制”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哪些启示？

唐继宗（澳门特区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澳门回归20年以来，成功实践“一国两制”，为澳门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同时 ，经济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提升等，又让制度环境更趋稳定。在回归以前，澳门失业率处在高位，不少人不得不离乡背井，去其他地区谋生。回归以后，澳门失业不断下降，居民安居乐业，不少外地朋友来澳门就业。

王磊（北京大学法学系教授）：在我看来，让发展成惠泽于民，是“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重要经验。至2019年，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丰盈，这是特区政府和居民多年来齐心建设的经济成果，居民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比如，医疗福利涵盖学童、孕妇、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一些弱势群体；学生有书簿津贴、膳食津贴，大学生可以申请贷学金和奖学金等。

王禹（中山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澳门特别行政区于2009年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率先履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宪制责任；2016年在立法会选举法修改法案中增加“防独”条款；2019年1月顺利完成对本地立法《国旗、国徽及国歌的使用及保护》的修改，切实维护国家象征和标志的尊严。澳门经验说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与保持澳门特别行政区长期繁荣稳定有机统一，彰显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性和巨大生命力。澳门“一国两制”实践经验启示很多，最基本的是严格按照宪法和澳门基本法办事，正确处理中央和特区的关系。

（摘编自张胜等《解开“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澳门密码》）

“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

粮食作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是与人民群众利益攸关的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今年，受疫情等多种因素叠加的影响，全球粮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因此，从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的战略大局考虑，必须坚决杜绝浪费粮食行为，形成全民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切实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中华民族素来具有勤俭节约、节俭持家的传统美德，有着爱粮节粮的优良传统。厉行节约，珍惜粮食，反对浪费，是一种文明、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映射社会文明的社会风尚，也是我们珍惜当下、走向更加美好未来的必然要求。勤俭节约，既是每个公民应有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修养，也是一个民族基本的现代文明素养。

（摘编自人民网：《倡导节约之风 完善治理体系筑牢民生安全之堤》2020-8-21）

（摘编自新华网思客：《减少“舌尖上的浪费”，近84%的网友支持这种做法！》)

中共十八大以来，从开展“光盘行动”到出台相关文件整治浪费之风，餐饮浪费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观。但不可否认，一些地方餐饮浪费行为仍然存在，部分领域浪费现象禁而难绝。有分析指出，究其原因是虚荣心、讲排场的社会风气使然，其背后则是缺乏约束性措施和惩戒机制，导致无法及时、有效制止浪费行为。对于这一问题，总书记提出“标本兼治”的方法，一方面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标本兼治”的部署如何得到有效落实更加值得期待。当前，全国各地多个餐饮、烹饪协会接连发出倡议，号召餐饮企业主动提供小份菜、半份菜，引导消费者主动打包，深入做好“光盘行动”。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负责人告诉中新社记者，根据政府和消费者需求，把菜单设计成小份、中份、大份，对企业而言节约了成本。

从制度层面看，近年来法国、意大利等国相继出台法案遏制粮食浪费，要求超市将剩余食物捐赠给慈善机构或是食物银行，并可获得相应税收减免。观察认为，相关立法实践为中国提供了良好借鉴与参考。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习近平对中国餐饮浪费再“敲警钟”有何考量》2020-8-13）

材料一：

3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湖北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重要作用及有效药物。中央指导组成员余艳红介绍，全国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其中湖北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新冠肺炎是病毒感染和机体免疫状态博弈的结果，中医不仅能有效治疗病症，还能通过机体的调理提高免疫力，在后续的康复上大有神益。

在一项调查中，有42.70%的受访者表示首选西医，西医看不好再看中医，而只有17.70%的受访者表示首选中药，中医看不好再看西医。中西医孰优孰劣的争论愈演愈烈，支持与反对者立场鲜明、针锋相对，中医药的废存之争作为社会话题，一直保持极高的热度。

（摘编自唐伟《让中医药加快走出发展困境》）

材料二：

有些科学的支持者不甘于坚守科学的边界，他们认为万事万物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加以认识，这种倾向被称作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的轻慢态度和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某些知识分子的身上变本加厉地延续下来，他们挥舞带有科学标签的大棒，一切与现代科学不相兼容的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如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都可能遭到攻击和打压，被冠以“不科学”或“伪科学”之名。学者江晓原认为，称这些人为科学主义者是不准确的，把他们叫作“科学麦卡锡主义者”可能更恰当。

科学是靠其研究方法而获得认证的，只要稍微了解一点中医，便可知中医理解人体和治疗疾病所使用的并不是科学方法。经典中医的学习靠的不是在实验室里拿小白鼠做实验，而主要靠师徒间的口传心授和领悟；中医对人体的认识是不可实证的，如解剖学并不能证明经络和穴位的存在，但建立在这一理论之上的针灸却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在中西方广受欢迎；中医处置更多基于对特定病人病情的整体把握，治疗方式故而是难以复制的，而西医对看似相同的病症采取同一方法进行处置。

中医到底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当中医面临这样的挑衅时，我们需要理性思考。必须说，中医不是科学，它是非科学，而不是“不科学的”，更不是什么“伪科学”。中医是独立于现代科学的一种认知体系，在它的面前，科学应该止步。

可惜的是，慑于科学理念的霸权地位，如今的中医支持者在面对“科学麦卡锡主义者”的大棒时缺乏自信，往往陷入被迫证明中医是科学的境地，从而进一步巩固科学的霸权地位。很多中医支持者没有认识到，捍卫中医最好的方式不是将中医和科学扯上关系，而是在中医和科学之间划清界限。

真正的科学精神不但相信通过科学获得进步，而且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的边界。科学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正如它不涉及终极关怀，不能赋予人生意义。在科学不能解释的领域面前，它应该停住脚步，而不是企图攻城掠寨。一个真正有科学精神的人必然反对将科学意识形态化，排弃作为利器使用的“伪科学”的说法，用更加中立的“非科学”视角看待中医等传统文化的价值。

（摘编自《国学》）

材料三：

中医究竟是否科学？这是个近百年来久争未决的问题。何故？其自身的不足固然是一原因，但人们对科学的理解是否失当？因为好的尺子应能丈量所有的事物。

随着西方以实证量化、还原分析为导则与方法的近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不少科学家就以此替代科学的标准，作为衡量人类所有知识化系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尺，这显然是个错误。它表现在：一是以具体替代抽象和以偏概全。用某类具体科学的标准作为科学观的标准，就恰如以女性标准作为衡量所有人的标准一样，其结果必然错误。二是忽略和排斥学科性质可以兼备的客观持殊性。与中医类似的某些学科明显兼备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双重特性，故评判时理应以双重标准同时衡量。三是对实证量化的迷信。实证虽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如对西瓜品质的鉴定，除了用仪器进行的微观实证量化的方法外，老练的瓜农也可以采取掂，看、拍、弹，即如中医“司外揣内”的方法，其结果也准确。可见自然科学的实践，也有非实证而能宏观整体感知把握之法。

实证的好处是看得见和可操作性强，但这不能覆盖科学的内涵。因为科学是事物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与总结，它只强调事物的正确性，而与表现形式、手段及时代等皆无关。不能把因为现在还不能实证的客观事实就概斥为不科学。因为证实的技术每每落后于先进的认识，两者的不同步是科学发展的常态。

中医最终走向和接近实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恰如在没有发现新的基本粒子“夸克”前，你不能因为当时还找不到它就否定它的客观存在，并因此进而否定其已有理论的正确。经络也是如此。今天的科学只是人类对昨天认知的总结，而不是明天科学的终极。可见是否实证与量化皆不能排斥其他可能存在着正确方法。

至于对中医道不明说不白的质疑也是不当的。这好比西医用普通话，而中医却用方言跟大众交流，因语境不同，其效果自然差异，但讲得对不对与你懂不懂是两个迥异的概念。也有人否定中医的重复性，殊不知中医的原理怎能在西医的盘子重复呢？可喜的是，西方科学家在看到针刺、中药的确实效果后，就把中医学从补充医学的地位升格为主流医学。

那科学应具备哪些基本的理论与实践要素呢？

我认为有四点：自洽性、他洽性、有效性和重复性。这样的科学标准，能否作为衡量所有学科的一把好尺子呢？在我有限的思考中得到了满意的回答。我们以此来丈量中医：中医的学术理论博大精深，成熟周全，不仅基础理论贯融各科，而且其经典理论超越时空，自证自解的能力至今强盛。其与实践相融亲和，临床疗效足可称道，历经千年和无教案例的检验，足见其重复性的可靠。

中医并不急待世人对其科学性的确认，而我期待自己与大众能快些接近对科学定义理解的正确。

（摘编自医学教育网）

材料一

阅读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在阅读方面，人类与动物并不是全无关联。动物能否看懂环境，往往决定着它能否安全地生存下去。人既要阅读作为客观世界的环境，也要阅读以符号为中介的书籍。

当人越来越多地阅读书籍的时候，人对客观自然环境或环境的阅读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说，人在“看”自然、“看”其他存在物、“看”其他人时，已经带着自身有价值取向的意义和理解结构是“看”客观世界了。阅读就是一个通过编码符号进行的意义再生或过程。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与几千年之前的老子、孔子的思想世界联系起来，也可以与远在欧美的哈贝马斯、罗尔斯的精神世界联系起来。有了这两个维度的精神联系，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得以丰富起来。

（取材于韩震《阅读的本质》）

材料二

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中，11.1%的国民阅读10本及以上纸质图书，此外还有7.6%的国民阅读10本及以上电子书。

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书报刊和电子书阅读量见下表：

（取材于刘彬《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发布》）

材料三

千百年来，书籍都是人类文化的标志，是发达文明的象征。然而，互联网的出现正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纸质书的未来正愈发显得不那么确定。还有什么能阻止书籍的数字化进程？是人类的情感，还是书籍超越文本载体的价值所在？

上世纪后期，唐·麦肯齐提出的“文本社会学”理论认为，承载文本的物质形式（书）会影响到文本所要传达的意义。许多当代学者不再只是关心书页上的文字，而开始关注书籍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包括封面、字体、配图等书籍的各个要素。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将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的封面进行排列，我们就会发现，公众对文本及作者的文化取向和态度一直在不断地变化。印刷字体和封面一样，能够代表书籍所处的时代。不断翻新的技术使在书内大批量印刷图像成为可能，同时也为书籍打上时代的烙印。

机械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得同一版本的书与书之间几乎没有区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读者或收藏家会在书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从那些标记、批注或藏书票中，我们可以分析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私密关系，也可以了解一本书可能产生的时代影响。一篇文稿从编辑到付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任何差错以及随之而来的修正，都可能带来同一版本书籍的个体多样性。从中，我们成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图改变，或可以窥见时局的风向转变。纸质书的装帧过程也给后人留下了意想不到的遗产。在一本1630年左右的书籍装帧中，人们发现了17世纪平期一位书商的记录，其中提到莎士比亚的另一出剧作《爱的功劳》。早有学者提出过莎翁曾写过对应《爱的徒劳》的另一剧本，这个发现显然为这种观点提供了证据。

“书籍成为历史”的说法是悲观的，但“历史”的含义同样也是积极的，它让人们认识到书籍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拥有值得保护和诠释的丰富意义。

（取材于陆纡文《数字化时代，我们如何解读快质书的价值》）

材料一：

近期生猪供应出现紧张，猪肉价格明显上涨。新措施密集出台，交通运输部提出，2019年9月2日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说，对整车合法运输仔猪及冷鲜猪肉的车辆，恢复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财政部宣布，中央财政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经费发放方式，完善种猪场、规模猪场临时贷款贴息政策；自然资源部明确取消生猪养殖附属设施用地15亩上限规定，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生猪养殖可用一般耕地……

压实百姓“菜篮子”，地方政府责无旁贷。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杨秀彬说，关键要突出发展生猪生产保证市场供应、突出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保供、突出“用地、资金、人才”三大要素保障、突出推动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突出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正常秩序。

全国生猪生产大省和调出大省江西已全面启动生猪复产增养行动计划，通过加强政策引导，龙头企业带动，加大引种扩繁力度，新建、改扩建—批标准化生猪规模养殖场，增加生猪存栏规模。

当前尤其要防止不法分子扰乱市场秩序。有关业内人士说，国家已作由专门部署，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囤积居奇、串通涨价等不法行为。

（摘编自《生猪生产恢复向好肉类供应有保障》）

材料二：

2019年9月7日全国部分地区土杂猪生猪价格行情涨跌表

材料三：

2019年盛夏，猪肉市场颇受关注。自2月底生猪价格开始回升，此后逐月上行，6月下旬以来快速上涨，至今维持高位。那么，目前猪肉产销情况如何？能否保障供给？

目前供给偏紧，但整体链条保持平稳。生猪供给很难马上增加，因为养殖本身需要半年周期。生猪养殖正在上量，但还要维持一段紧平衡。

有关人士分析，这轮生猪行情的老问题，就是猪周期^①，两年涨、两年跌，或者三年一小周期、五年一大周期，这一轮自2017年，历经15个月，现在回暖了。但为何这轮生猪价格似乎比往年涨得更猛？是因为几大因素碰头，猪周期、非洲猪瘟和政策性调控等聚在一起，老问题叠加新问题。这一轮猪周期好多散户退养了，猪源减少；去年发生非洲猪瘟，猪源又减少；活下来的因为还没有疫苗，担心非洲猪瘟，也限制规模，猪源更少；政策性调控影响也恰好显现，这两年，许多个体养殖户包括有一定规模的养殖户，因为环保整治“一刀切”地退出。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敢再养猪的，大多是小规模养殖户。许多养殖户担心非洲猪瘟，不敢大规模投养. 瘟疫来的时候他们纷纷抛售，疫情过去之后，产能降低、猪价上涨，但不太敢补栏了。可以看出，小户、散户普遍信心不足，大多“不敢养”。相关部门需要大力发展规模化养殖，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建立健全生猪养殖、疫病防控和流通三大体系，为养殖户创造良好发展环境，这也是破解养殖户“不敢养”的关键。

（摘编自《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猪”到底养还是不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