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学书籍规模化与市场化流通，意味着19世纪80年代的天津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西书阅读人群。对天津的洋务人士而言，西学与时务书籍为其常备之书。一个对算学和西学充满兴趣的小型知识群体多为功名在身的士人。民间书肆的西书发售与西书阅读市场相互作用，表明西学在天津士大夫阶层和民间社会广为扩散与渗透。当时天津的西书流通与阅读不仅象征着当地士人读书风气的变动，也可视为晚清沿海都市知识变迁的一个缩影。

     ——摘编自田涛《洋务时期天津的西书流通》

材料二   维新前后，西学书籍广为发行的背景下，不少士人能够博览群书，结合中西学术源流和思想谱系，进行“跨文化对话”。各种西书通过亲友之间的赠阅和邮递，在地方社会形成新的阅读圈层，促进“阅读共同体”的空间成长。新学吸引开明官绅的阅读目光，突破帝制时代原有的封闭阅读系统。在新旧冲突加剧的过渡社会，士人通过对西书的集体选择和整体阐释，形成了更为庞大的“阅读共同体”，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变革的步伐。

       ——摘编自蒋建国《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与意义之网——以日记史料为中心》

材料一   “大旅行”一词首次出现在英国天主教神父理查德·拉塞尔斯的《意大利之旅》一书中。与大学所提供的学院式教育不同，“大旅行”期望受教育者在跨文化的社会环境中实现自我完善。历史学家吉本也认为传统绅士的教育是在海外旅行中完成的。16世纪中期，受“学以致用，服务国家”的新教育观念的影响，英国贵族纷纷赴欧洲大陆，特别是意大利游历。17世纪，对那些希望在政府机构和外交部门谋取职位的年轻人来说，大陆旅行的教育功效已经稳固地确定起来。从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至1793年英法关系恶化前是欧洲“大旅行”的黄金时期。

——摘编自付有强《英国人的“大旅行”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的游记作品是历史学家了解人类对世界认知的权威资源，尤其是记录欧洲人海外旅行经历的作品不胜枚举，例如刘易斯与克拉克受杰斐逊总统委托横穿北美大陆后写下的探险日记，法国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后撰写的报告，达尔文探访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记录……这些作品传达着发现新事物的喜悦，表现出对科学的强烈自觉意识。同时期，赴欧洲旅行的海外游客数量也在增多，他们把见闻记录下来，讲述给自己的同胞，其中有中国的使节、日本大臣、印度和北非学者等。

——摘编自《世界的演变：19世纪的历史》

材料   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勘，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

草原与滨海地带，其所凭以为资生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内部之有阻害，于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克服欲”。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

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子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

——摘编自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该书写于194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