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1902年，他发起的“史界革命”，推动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的《新史学》主要有以下内容；第一，批评旧史学有“四弊”，即“知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四弊”而生出“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我”，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第二，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

材料 近代中国，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为代表的士大夫，循着晚清经世致用的实学理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命题。虽遭遇举国冷遇的困境，却影响了后世国人对救国真理的探索过程。面对甲午战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更是“以敌为师”，梁启超还在《戊戌政变记》中将变法看作是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不断尝试的结果，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从而促成“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辛亥革命后，面对社会乱象，陈独秀将新文化看作是国人教国方案和思想启蒙不断走向成熟的结果，认识到“价值观才是根基。没有多数国民之价值观念的转变，共和制度就成了无本之木”。新文化运动后青年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   对于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史学界有如下几种阶段划分：

（1）1840年—1895年

（2）1895年—1927年

（3）1927年—1949年

（4）1949年—今

1879年，国学大师俞樾（章太炎、吴昌硕的老师）力主“废除中医”不啻平地惊雷。一批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对中医发声：

“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中医药应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严复）”；“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陈独秀）”；“中医是一门手艺，没有客观的凭准（梁漱溟）”；“中国现在最可怕、最可恨、最可使人气短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傅斯年）”“中医中药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鲁迅）”“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毫无学理，不足为法（胡适）”！

1929年2月23日国民政府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废止中医案”，规划在50年内让中医消亡。“废止中医”已经不止为一场民间运动。

1625年法国传教士金尼格自称沿了利玛窦骈音体制，写成一部《西儒耳目资》。

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也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该方案用5个元音字母、20个辅音字母和5个表声调的符号，可以拼讲出当时中国“官话”的全部音节。

自民国起，汉字改革遂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在提出必须废除书写复杂的汉字的学者中，刘半农、鲁迅等尤甚。191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第一套法定的37个民族字母形式的注音字母方案。

1929年2月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吴玉章等人本着“必须创造一种通俗而接近大众的、适应现代科学要求的、国际化的拼音文字”的宗旨，在苏联汉学家协助下拟订了第一个中文拉丁化方案。

1930年赵元任发表了一篇《石室诗士食狮史》，全文计94字，后扩充为103字，连同题目7字，共110字，假如全文实现了拼音化，那么就是这样的：“ShíshìshshìShshì，shìsh，shìshíshísh。Shshìshíshíshìshìshìsh……”。他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季姬击鸡记》，在提请关注汉字拼音化要面临的问题时，与《石室诗士食狮史》异曲同工。

1952年起，新中国开始第一次大规模扫盲运动，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法定的拉丁化《汉语拼音方案》，在1958年大规模实施。20世纪80年代汉语信息化工程进入日程，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的法定文字”。今天，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中国局面可称为“万码奔腾”。

——吴雁南《旧民主主义思潮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材料

历史的记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部分重要会议及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