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西方的海路交流可以上溯到秦末汉初。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可到达东非和欧洲，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广东社会的重商思想不断得到加强，粤商形成。

材料二: 长期的商贸往来，广东人培养出独立自信的意识，即使在充满屈辱的百年近代史里，广东人仍大胆提出“以夷制夷”、“中体西用”、“商战救国”等口号并付之于具体的行动，充分显示出粤人敢于融入海洋文明的魄力。广东商人往往对外向型手工业作坊或工厂手工产品特别青睐，甚至投资于外向型手工业，从而促进外向型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随着广东海商出海贸易的发展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明中叶开始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中国。外国商人的银元经由广东向全省乃至全国流散。广东的市镇也像雨后春笋般兴起和发展起来。贸易的通道，同时也是文化交流的通道。广东商人的大量出海贸易，不仅把中国的优秀文化带到国外，而且也把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带回中国来。

—— 摘编自杨久炎 ，林涛《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等

【推荐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西方漫画“百年中国形象之比较”

提取材料中有关中国国家形象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国家实力变化的角度予以解读。

【推荐3】货币金融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综合反映。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中国史上的货币基本史实

（l）根据材料一总结我国古代货币发展的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到明中后期，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主要货币的原因及白银货币化对明朝社会的影响。

材料二自建国至嘉庆十二年（l644～1807年）160多年的时间里，清朝白银对制钱的比价一般在1000文以下，1808年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银钱比价持续上涨。银价的上涨意味着广大劳动者必须付出更多的铜钱（完税）……1845年银价上涨更甚，御史刘良驹奏称：“银价之昂未有甚于今日者，京中纹银每两易制钱乃二千文，外省则每两易制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而且“其势日就增加，尚无底止”。鸦片战争后10年间，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更多的外国银元流入中国社会，外商趁机用成色较低的银元套购中国纹银运往国外，制成银元后返销中国牟取暴利。

——摘编自许弘《近代中国银货币改革述论》

（2）概括材料二反映的经济现象。依据材料简述这一现象产生的影响。

材料三彻底拔除黄金在货币中的地位并不是一件简单而轻松的事，这个过程被分为三步来实施。第一步就是废除金币在美国国内的流通与兑换，第二步则是在世界范围内废除黄金的货币功能．后来尼克松在1971年才最终完成了第三步。

——宋鸿兵《货币战争》

（3）很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如何实现第一、第二步？

材料一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古已有之。在汉代，非洲已在中国与罗马贸易中发挥中转站的作用，埃及商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购买中国货品，再经由亚历山大里亚、迈奥霍穆等港口将其运往罗马。唐代《贞元十道录》记载了自广州出发，经波斯湾到达非洲的航程，中国同北非、东非等地已实现直接通航。宋代，每年自非洲进口的“象犀珠宝香药之类”商品数额高达“五十三万有余”，大大超过前代的体量。元朝航海家汪大渊曾亲身到往非洲，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于14世纪到访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中非人民对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明代郑和船队四次抵达东非海岸，将古代中非交往推向高峰，双方频繁互访，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永乐年间还恢复了三省市舶司，以便非洲诸国使节来华时“与中国贸易”。今天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钱币，年代由唐至明，成为中非友好往来的见证。

——摘编自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材料二   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援助以追求发展效益为主，兼顾政治、安全等其他效益。中国与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关系。中非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步伐大大加快，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中非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在影视制作、出境旅游、人才交流、学术研讨等领域加深合作，助力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据谷靖《转型背景下的中非关系：新形势、新挑战、新合作》等整理

材料一   对于郑和下西洋，明人评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美裕矣。”远航所及，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当时东南亚各国商品交易除以物易物外，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同中国古制）”。郑和还秉承“抚外夷以礼，导人以善”，“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的涉外原则，沿途传播中国的历法文化、衣冠礼仪等。

——摘编自王更红《从郑和下西洋话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积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的同时，重视对西方国家和亚非国家的贸易，努力从中寻找突破口。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其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大。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输出，这使东南亚国家对“封锁”“禁运”日益感到不满。在东南亚地区首先突破“禁运”的是锡兰（今斯里兰卡）。中锡两国于1952年10月4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同年12月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在亚非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进行接触交流，开展友好活动。到1956年，中国已同印度、缅甸、锡兰等9个亚非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从1951年起，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亚非国家所占的比重就已经超过西方国家。

——摘编自彭波、施诚《新中国是如何突破贸易封锁的？》

材料三   2015年3月28日，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了“一带一路”的范围，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离不开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加之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在此大背景下，中国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开放力度，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市场，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东南亚国家现已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摘编自李村璞、柏琳、赵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