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美国城市化发展十分迅速，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大量集中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严峻的环境问题，水体污染往往成为疫病流行的根本原因。内战后，政府和社会大众卫生意识显著提高。1870年至1890年，市政卫生局开始成为政府的常设机构。一些城市从正规部队中招募组建卫生监督部队。政府还吸引私人企业、民间团体甚至儿童参与到垃圾处理工作中。同时，一些专家呼吁联邦政府直接干预“检疫”工作，1878年国会通过了《国家检疫法》。19世纪70年代细菌理论的出现为城市检疫、消毒提供了理论指导。到80年代，环卫工程师们利用化学或生物的最新成果发明了污水处理方法.1893年，纽约市引进了巴氏消毒法。到1910年，超过1000万的美国城市居民用上了消毒过滤的水，使得纽约、费城、波士赖死亡率至少下降1/5，20世纪初以后，包含公共卫生事业等内容在内的综合性城市规划，得到每一个城市的重视。

——摘编自刘敏《19世纪美国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和对策》等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中国近代化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起来。首先是欧美来华传教士深感中国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严重，积极呼吁中国加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他们向民众广泛发放关于预防天花、鼠疫和霍乱等传染性疾病的知识读物，积极推广预防天花的接种牛痘技术，并不断向中国有关官员提出改善卫生的建议。随后中国出使人员和早期改良思想家等也加入呼吁行列，《申报》也时常有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辛亥革命后，大批海外留学生回国，带来了先进的卫生知识与疾病预防的新思想。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19世纪末上海租界已经在硬件设施、组织机构、法规建设、技术保障等方面，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近代公共卫生系统。到20世纪初期，伴随着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上海租界有关公共卫生的管理条例都被搬至华界。从总体上看，民国时期许多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都有所发展，但北京、南京和沿海沿江通商口岸较好，内地城市较差。现代医学的提倡者们主张大力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但他们攻击传统中医知识是不科学的和迷信的，使中西医关系紧张.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等

材料一 民国时期上海各种传染病的流行曾给上海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危害。究其缘由与上海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变动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租界当局按照西方应对传染病的策略，通过一系列措施对传染病流行进行防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华界政府效仿租界的做法，开始构建传染病防治体系。与此同时，一些民间社团也倾注心力积极参与传染病防治活动，补充了政府行为能力的不足，促使传染病防治良好社会环境的初现，反映了上海城市公共领域的形成与民众公共意识的提高。

——摘编自刘岸冰《民国时期上海传染病的流行与防治》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后，湖北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防疫体系，在省级建立了省防疫委员会、卫生防疫站和卫生防疫队等；在市级建立了市防疫委员会、防疫队、防疫站和交通检疫所等；在县级建立了县防疫委员会、防疫队、防疫站和实验卫生院等。湖北政府企图通过建立快速有效的疫区处理制度、建立完善疫情报告制度、积极开展免疫工作、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面开展防疫宣传工作、加强公共场所的卫生和防止疫病流行等措施来改变人民疫病丛生的问题。

——摘编自曾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湖北省防疫政策与措施》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疾疫的制度性救疗基本阙如，只是有时会临时性采取一些救疫措施。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他们请医生尽力诊治，施医送药，还会利用自身影响力建议官府救治，积极刊刻散送药方，甚至还会举行集体的祈神驱疫的活动。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等

材料二   清末，北京沿袭旧制，尚无专门的疾病防治机构。后来，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与此同时，新设的中央防疫处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面对来自环境的压力时，沉着应对，在整合和利用医疗卫生组织、资金、人才等方面的过程中，将疫病防控与国家改造和社会移风易俗结合起来，采用多样化的资源整合方式，发挥多方面的合力作用，建立及时快捷的反馈与纠错机制，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化“危”为“机”，成功地遏制了疫病的流行。

——王冠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整合政治资源防控疫病的举措及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