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现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文章改编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外交历程，就是冲破各种阻力走向世界，与各种不同类型国家逐步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1949年、1972年和1992年三次与外国建交的高峰（见上图），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开始转型，其核心是由普通外交转变为大国外交，由弱势外交转变为强势外交，由消极被动外交转变为积极主动外交。

材料一：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政策，服从于“以德抚远”的政治目标，希望建构一个以中国古代王朝为中心，具有共同道义和文化基础的稳定的国际体系。汉代外交“临西海而望大秦”，使节出使各国，“远人宾服”。唐代时，要求选派的对外使节，“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都城长安各国使节云集。明初朝廷四处宣谕，“有贡必封”。清初，顺治曾诏谕：“南海诸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贡者，与朝鲜一体优待。”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成功经验来看，建构东亚世界更主要是依靠先进的制度、法律、文化和技术，使得周邻国家受到吸引而自愿输入移植。中国古代王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和平的文化影响，而非武力的征服和领土的扩张；是国际体系的领导者和维护者，而非统治者和掠夺者。

——摘编自韩舁《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等

材料二：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清政府严词拒绝英国遣使进京。庚申之役后，清廷被迫允准外国公使进京常驻，但对遣使驻外无意执行。1864年，总理衙门将系统介绍国际法的译作《万国公法》分发到沿海各重要口岸。1875年，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使英。甲午惨败，清廷被迫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庚子国变后，清廷广兴新式学堂，鼓励有志青年留学西洋，新式人才逐渐成为驻外使臣来源的主流。1901年，清廷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1911年，外务部职能趋于简化，“大臣掌主交涉，昭布德信，保护侨人佣客，以慎邦交”。

——摘编自何新华《中国外交史（从夏至清）》

材料一   由于历史的巧合，中西两种文明在16-18世纪相逢了。中国和西方两大文明开 始了持续的和多方面的接触和交往。16-18世纪是中国和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基本上进行 平等交往和交流的世纪，双方都从这些交流和交往中获益多多。尽管法国启蒙思想家没 有到过中国，但通过阅读来华传教士、商人、使节的著述，以及与汉学家和中国留学生 的直接交往，他们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认为，在 儒家经典中经常出现的天、道、礼或理，就是这个造物的上带。它要求人们无论修身、 治国，都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即理性。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中国儒教是人类最好、最 合人类理性的哲学。正如赫德逊所言：“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 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教 士在中国宣传的宗教。”

——摘编自陈超《明末清初的“东学西渐”和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   晚清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传教士再次东来已没有了先前的谦逊和善，而是“一 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宝剑”。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当时中国现实的需要，西方 数理化知识的最新成果系统地传入了中国。但洋务派对西学的引进，主要从实用的目的 出发，重在西方的技艺。从整体而言，他们学习西方确乎舍本求末。当然“很有几位忠 实的学者——如李善兰、华蘅芳等辈在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 治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 念渐渐起了变化。

——摘编自杨荣《论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