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西周实行的公田制下，国君和采邑主只许收取公田上的谷物，农夫耕种公田，不能同时供应军役。到了东周时期，公田制已不能适应战争频繁、军费巨大的新局面。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规定不论公田私田都按亩数收税，自此田地有粟米之征。随着公田的废除，私田失去意义，农民间允许公开兼并，有人占田多，有人失去耕地，贫富的分化加剧了。多田人逐渐成为地主阶级，有田农夫和失地少地的农夫逐渐成为农民阶级。赋税制的变化，标志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这种巨大的变化，因铁制农具的使用而愈益加速。有了铁制农具，田野耕作与草莱开辟都获得前所未有的便利，东周生产力比西周提高了。

——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就一直维持着一个以编户齐民为基本单位的市场经济。人们可以自由占取土地，但只能占取本户现有劳动力可能耕种的面积，也因为地多人少，无地之民可以占领荒地耕种，无须以其他方式出卖其劳动力，所以此时绝大多数的农户都是自耕农，所据有的耕地面积也是相对平均。然而这种平均分配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一旦荒地被占取尽净，土地又恢复为稀有生产要素，企图扩充农场之人只能从他人手中购入土地，于是分化过程便开始了。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战乱和改朝换代，都会出现大量荒地，供人自由开垦，便形成一次地权的再分配，也就是农村分化的新起点。对于农村中的分化过程，有些人曾经强烈地表示不满，主张实行限田政策，但是在大部分时间政府都不曾认真实行平均地权的办法，一切听其自然。

——摘编自赵冈《传统农村社会的土地分配》

材料二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社会在进入高速发展的同时，人地矛盾逐渐凸显。一方面，地主们占有大量的未开发土地（拥地自重），而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农民因为没有土地而破产。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实施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都被分给自耕农，此后的农田买卖都有新立法的限制，农村中土地投资的大门从此被关闭……由于土地政策的挑战，农村中富有企业精神的人士被迫转移到城市的工商业中去，这些原来的地主摇身一变而为成功的城市新兴工业的企业家。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十来年表现的成果几乎全部导源于农民工作积极性之提高。换言之，全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大幅升高。

——摘编自赵冈《传统农村社会的土地分配》

材料一   北宋东京当时的饮食文化，被视为中国饮食文化史上辉煌的里程碑，在烹饪文化方面，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市场上有正店（酒楼）、食店、拍户、脚店，分等划类，遍布全城。南食、北食、川饭胡饼，各地风味竞相献艺，坊、市不分，夜禁取消。大型酒楼达72家，规模宏伟，每店均可容千人以上宴饮。设备精良，各正店（酒楼）设施豪华，均以银器待客，成为中国烹饪史乃至世界烹饪史上社会酒楼的独例。在服务方面，博士卖酒，响堂行莱，歌舞伴宴，换汤斟酒；外办宴席，则“四司六局”全套服务。品种、技术各有特色，酒楼菜肴、食店小吃、川饭、分茶、胡饼、素馔，异彩.纷呈，难以尽数。宫廷宴会用酒9盛，佐食品种精美丰盛，每盏酒后有歌舞、杂技、相扑、踢球表演，场面宏伟。

——摘编自刘洋《宋代：中国饮食文化的第三个高峰期》

材料二   当时就出现两个名词，一个是大食堂、一个是小吃店，1956年以后公私合营并店，过去的小企业，二三十人、四五十人的小企业一下变成一个大食堂，一二百人了....公私合营以后由小变大，就是综合起来了。比如我在菜市口这一片，当时卖小吃的挺多，就集中起来一个大店，变成小吃店了，所有小吃都集中起来了，原来你那一个小摊儿、他那一个门脸儿，这样集中起来便于管理。使这些人既有生意，又有营生之道，统一实行工资制。这样这个企业本身，各种风味虽然都在一起，但是实行工资制度，不是你自己经营了，就是合营了。那么一些大的饭馆呢?也是几家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大食堂。

——摘编自杨原《变迁中的北京“勤行”：陈连生口述》

材料一 在远古中国,人类进入聚居生活之初,最先用的原始城市平面是非凡何形的圆形聚落布局。在群居生活基于理性渐发展以后,圆却渐渐演化为几何图形的方形。商周时期,华夏民族定居,开给有了文字记,形成了讲人伦、重礼治的观念,此前“无意识”地出现的方城形制,则因其体现了统治阶级“王建国,方正位,体国经野"的王权思想,国被周王朝作为“礼制”的内容或化身,融入了城市与建筑。

——摘编自万艳华《论我国古代城市建设模式》

材料二 唐长安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城,其中宫城与皇域主要为城市的政治功能空间,外郭城为居住功能空间和商业贸易功能空间,以坊里为区域位,共有109坊,分三种类型。首先是市坊,东西两市,为城市商业贺易功能空间;其次是以居住为主的坊里,为域市居住功能空间;再次是功能单一的坊里,如个别大型寺院、国林、军营校场等独占一坊之地。通过这样的城市布局,唐长安城实现了严格的功能分区,三者分割,互不打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北宋开封的城市布局不再严格实行功能分区,逐渐演化成坊市混杂,出现复合功能空间。城市布局虽依然分官城、内城和外城三层,内城的城市功能高度集中,不仅体现都城的政治功能,还附载着经济、军事、宗教、居住等其他配套功能。北宋开封的商业功能空间突破了东市、西市的固定空间限制,而是流动地弥漫于荷巷、桥头、城门乃至寺院等城市空间。复合功能空间的出现使人口的市内流动更加频繁,虽有利于商品流通,便利生活,但一旦发生疫情就会迅速扩散,不利于疫情的预防与控制。

——摘编自牛鹏《中国传统城市规划与疫情防控》

材料一   

围绕着制盐作坊，在靠近内陆的滨海平原上发现了数量相当的商王朝晚期聚落群。这些聚落居民种植粮食为盐工提供生活和生产物资，并承担盐制品向内陆运输的任务。来自殷都及周边地区的王室成员和官员、军队首领，居住和驻扎在高等级聚落和交通枢纽，保卫和控制、管理着盐业生产和食盐外运。

——摘录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从考古看中国》（2022年中华书局出版）

材料二   西汉时期，政府在产盐区设置盐官，备置煮盐用的“牢盆”，募人煮盐，产品由政府统一收购发卖。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盐官分布于二十八郡国达三十五处。盐官统属于中央的大农令。诸侯国原来自置的盐铁官，也由大司农所设盐官取代。宋代，根据盐的生产环节和产地不同，大体上将全国食盐消费区分为官府直接运输销售的禁榷区和允许商人自由贩卖的通商区。商人通过各种途径，或到京师榷货务缴纳现钱，或到边地入中粮草，然后获准取得食盐，到指定通商地区贩卖。

——摘编自游彪著《宋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