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级政府在防疫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两汉疫病多发时期，政府都采取了如发放药物、强制隔离病人、减免田租和赋税等积极的抗疫救灾举措。唐代政府通过多种手段防控疾病，如颁行医方、派遣官员赈灾送药等。宋代更是将皇帝、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医学家、宗教人士和社会民众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疫病”提升为“四大自然灾害”之首，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积极应对。明清时期，国家政策转向消极，经常性药政机构演变成在灾难时才开启的公共卫生机构，而民间社会力量则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张剑光《中国古代的疫病防治）等

材料二   随着西方防疫观念和相关实践的不断传入，20世纪以后，清洁、检疫、隔离、消毒等应对疫病的举措已渐成为中国社会“先进”而主流的防疫观念。1911年，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各级防疫组织。1916年3月，北洋政府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经多次大瘟疫的近代中国终于建立起了相对健全的瘟疫防治机制，它囊括了卫生观念、疾病预防、治疗和善后等环节，涉及疾病预防、治疗的相关领域。

——摘编自杨银权《中国近代防疫体制建立探析》

材料三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市）县（旗、区）建立卫生防疫站，开展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卫生监测、卫生宣教和科研培训等工作。此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原防疫大队、专业防治队等基础上，自上而下地建立起省、地（市）县各级卫生防疫站和专业防治所、站，并建立了防疫专业队伍。各级卫生防疫站为国家的卫生防疫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摘编自连漪《从“防疫站”到“疾控中心”》

材料一   中国古代卫生防疫虽然在理论和立法上仍属于以“爱民”相标榜的国家和地方官府的职责范围，但它们由于大都并不直接关乎钱粮与社会稳定这样的大事，所以显然不是国家和官府的施政重点，官府的举办与否，完全视当政者的道德责任感和行政能力，地方乡贤力量的活跃程度以及地方财力等多种随机因素而定，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所以，在民间社会力量相对活跃的江南地区，特别是在苏、杭等中心城市，这类事业往往由社会力量来承担，而由地方政府给予名义和法理上的支持，但也因为缺乏经常性保障，以及必要的管理、监督，故而也必然不可能使其实现制度化、经常化和普遍化。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交》

材料二   下表为1912-1989年我国卫生行政机构沿革表。

——据邓铁涛、程之范《中国医学通史》整理

材料一   英国是世界上率先迈入现代化的国家，随着19世纪中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环境，尤其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状况严重恶化,英国政府开始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1848年，经过议会辩论，英国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法案规定:“在代表中央意志的大都市伦敦首先创建中央委员会，然后再广泛任命检查巡视员,派他去管理地方上的那些分支委员会。”这使得地方政府强烈不满，由此,1858年,中央政府颁布了《公共卫生法》。1871年,议员提出并成立了地方政府委员会,推动议会颁布了1872年《公共卫生法》。1875年，又颁布了强化、巩固现有一切成果的《公共卫生法》。规定“任何被通报为污染物制造者的受委屈个人都有申诉抱怨权”,这使得检查员所做的工作极易遭人误解。这些法案连同1875年的《食品和药物法》“共同构筑起了英国近代乃至现代社会公共卫生立法和管理制度的基础”。

——摘编自王广坤《论近代英国的卫生检查制度》

材料二   1951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1953年,政务院批准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市）、县（旗、区）建立卫生防疫站;到1965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卫生防疫站2499个,与1952年相比,机构增加了16倍，医师（技师）增加了11倍。卫生部还先后颁布了《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1954年）、《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例》（1964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宏观层面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思路，启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9年,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摘编自吴超《从卫生防疫到全民健康一新中国的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安全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