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清末民初国文独立设科以来，中学阶段文言文教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在“白话文运动”兴起之前，国文教学内容只是单一的文言文，且选材多停留于经史文选等。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认为以文言为代表的古代话语体系记录和承载着封建旧道德、旧伦理。“宋、元以来盛行的白话文学乃是文学的正宗，白话为文学之利器，也为教育普及之工具”。胡适还坚持要用白话来编写教科书，以利国语的传播和普及。白话文进入教材，从此改变了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从1932年颁布的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开始，“了解固有文化”与“增强民族意识”列入了整个中学阶段的教学目标中。1936年颁行的课标“修正本”，将“酌量兼使有运用文言作文的能力”修订为“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

——摘编自张锋《文言文教学之历史沿革与革新策略》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语文教学经历了一段轻视和忽略文言诗文教学的时期。2001年《高中语文教学大纲》规定：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意义，读懂文章内容。2003年颁行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关于文言诗文教学的规定：通过阅读和鉴赏，深化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追求高尚情趣，提高道德修养。中国思想界起初误以为现代化就是西化，时至今日，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代化和民族化并不矛盾，是融合为一体的。21世纪，全球化带来了文化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为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借鉴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文化上的趋同化现象，它将模糊原有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本民族的文化越有活力，越是刚健、自信，就越能自由开放地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员。

——摘编自胡虹丽《坚守与创新：百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研究》

【推荐3】材料一   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是理学。它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南宋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明朝时期，王阳明更是继承宋代思想遗风，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发展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也从不同角度批判了理学。龚自珍、林则徐等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提倡“经世致用”，引导人们挣脱“程朱理学”的枷锁。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等人直接打出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儒家传统道德，否定并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摘编自张召宁、吕耀鹏《儒家思想的变迁及其认识》

材料二   康有为的“经世之学”是以托古改制为形式的，“是对儒家经典意义的延伸而非否定。西方的影响使他的经解绝对的非正统’，但绝不是‘非儒”’。这种既不抛弃传统又在器物层面上实行西化的要求决定了康有为不得不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来重新解释传统的儒家经典，以使传统的儒学适应现实的需要。（康有为）在潜意识上无疑还是“蕴含着对西方近代文明深刻的疑忌，强烈的不满乃至发自内心的痛恶”。可以认为，康有为的思想反映了在“中国农业社会与西方工业社会的矛盾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挽救“中国思想之没落”，并努力“种下新思想的种子”这样一种挽救民族危亡的举动的必然产物。

——摘编自郑军《康有为对传统儒学的改造与维新变法理论的构建》

【推荐1】陈独秀眼中的中西文化

《东方》记者又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伊古以来之政治原理，本以民主主义为基础。政体虽改而政治原理不变；故以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为基础之固有文明，与现时之国体，融合而会通之，乃为统整文明之所有事。”呜呼！是何言耶？夫西洋之民主主义（Democracy）乃以人民为主体，林肯所谓“由民（bythepeople）而非为民（forthepeople）”者是也。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旨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民本主义，乃日本人用以影射民主主义者也，其或径用西文Democracy而未敢公言民主者，回避其政府之干涉耳），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倘由《东方》记者之说，政体虽改而政治原理不变；则仍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换汤不换药耳。毋怪乎今日之中国，名为共和而实不至也。即以今日名共和而实不至之国体而论，亦与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绝无融合会通之余地。盖国体既改共和，无君矣，何谓君道？无臣矣，何谓臣节？无君臣矣，何谓君为臣纲？如何融合，如何会通，敢请《东方》记者进而教之，毋再以笼统含混之言以自遁也

——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1919．2，原载《新青年》6卷2号）

（1）简述陈独秀与《东方》杂志论争的社会背景。

（2）概述材料中陈独秀与《东方杂志》记者的主要分歧。

（3）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谈谈你对陈独秀中西文化观的认识。

材料一   自清末民初国文独立设科以来，中学阶段文言文教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在“白话文运动”兴起之前，国文教学内容只是单一的文言文，且选材多停留于经史文选等。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认为以文言为代表的古代话语体系记录和承载着封建旧道德、旧伦理。“宋、元以来盛行的白话文学乃是文学的正宗，白话为文学之利器，也为教育普及之工具”。胡适还坚持要用白话来编写教科书，以利国语的传播和普及。白话文进入教材，从此改变了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从1932年颁布的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开始，“了解固有文化”与“增强民族意识”列入了整个中学阶段的教学目标中。1936年颁行的课标“修正本”，将“酌量兼使有运用文言作文的能力”修订为“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

——摘编自张锋《文言文教学之历史沿革与革新策略》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语文教学经历了一段轻视和忽略文言诗文教学的时期。2001年《高中语文教学大纲》规定：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意义，读懂文章内容。2003年颁行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关于文言诗文教学的规定：通过阅读和鉴赏，深化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追.求高尚情趣，提高道德修养。中国思想界起初误以为现代化就是西化，时至今日，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代化和民族化并不矛盾，是融合为一体的。

——摘编自胡虹丽《坚守与创新：百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研究》

材料一   女教典籍是中国古代针对女子的教育训诫读本，许多女性从习读女教典籍开始其阅读之旅。李唐王朝自“安史之乱”（755--763年）至唐代灭亡，一直处于藩镇割据、外族入侵的动荡之中，贞元年间（785一805年）宋若莘、宋若昭姐妹据前代女训作《女论语》，包括立身、学作、事舅姑、事夫、管家、守节等十二章，事无巨细地规范女子的言行举止和持家处世之理。如“事舅姑”章有“呼唤不来，饥寒不.天地不容，雷霆震怒。责罚加身，悔之无路”，“事夫”章有“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前生缘分，今世婚姻”等。此书成为封建社会占有重要地位的女训书籍。

——据陈秀钦《唐代女性阅读活动浅析》等

材料二   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女性大多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仕宦之家，有的还曾留学海外。她们幼时有诸子经书与经典名著的根基阅读，少时又广泛接触各类新学报刊和自由平等、民主革命等新学说，以及西洋戏剧、小说名著，到20世纪20年代，步入青年、中年的地们许多开始登上广阔的历史舞台，成为作家、学者、医生、报人、科学家等，发掘出更多新的知识领域，其阅读和思考在新思潮的冲击下也越发纵深。

——摘编自李海燕《中国新知识女性的阅读史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