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末清初，川渝地区天灾战乱不断，出现“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的状况。清初从顺治到乾隆时期，政府鼓励移民入川，“无主荒地，听凭百姓垦种，永占为业”“荒地耕种，十年起科”。据统计，清初重庆府人口约2—3万，到1820年已达230余万。重庆府初耕地从1671年12.4万亩，到1728年达1259.76万亩。期间红苕、烟草伴随移民传入，形成“田种禾稻、山种杂粮”的格局。移民中的汉族、土家族、壮族、回族等定居川渝后，在元、服饰、生活习俗等方面深入互动。

——摘编自周勇《“湖广填四川”与重庆》

材料二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引发全国各界向西南大迁移。到1940年6月底止，内迁民营厂矿共452家，内迁设备12万多吨。重庆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重工业资本约占50%，改变了战前轻工业占优的状况。内迁重庆高校有中大、复旦等31所。1946年，重庆人口增加到124.5万，内迁人口包括有政府及各事业机关人员、沦陷区工商界人士、文化名人、学生、产业工人以及其他难民。随迁渝者日众，饭馆内苏（州）常（州）式的小馒头、汤包也都成为常见食物了。

——摘编自张瑾、龙海《抗战内迁大移民》

材料三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际局势日趋紧张。1964年国家定位把重庆地区“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器设备的基地”。1965年开始从沿海内迁了大批企事业单位，随迁的包括管理人员、熟练技工、科技人才等。经过三线建设者们的艰苦努力，重庆逐渐建成以重工业为主体、门类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改革开放以后，他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10月，中宣部将“三线精神”列为新时代大力弘扬的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摘编自田姝《三线建设内迁大移民》

材料   1950年9月25日，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评选出劳动模范共计464人，其中工业模范208人，农业模范198人，部队模范58人。劳模代表人物主要有太行山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带头人李顺达，大同煤矿工人马六孩等。1956年4月30日，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在北京召开，评选出的先进生产者代表共计4703人，机械制造、建筑、铁路、纺织等行业劳模所占比例较高。先进生产者代表人物主要有孟泰、林巧稚、华罗庚、钱学森等。会议以全体代表名义给全国职工写了一封信——《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号召全国职工“要把建设社会主义当作自己的切身事业”   “要和其他阶层的人民团结合作，艰苦奋斗”。全国各行业、各条战线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在会议期间欢聚一堂，交流经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开展。

——摘编自姚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劳模表彰及其社会效应》等

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企业登记管理制度在服务大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至1952年，企业登记管理工作主要围绕没收官僚资本、清查敌伪财产、扶持指导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重新登记发证、协调公私关系、严格规范经营范围、稳定市场物价等方面展开。1953年至1956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登记管理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对在流通领域中从事粮、棉、油、布等重要行业经营活动的私营企业，停止办理开业登记；对其他一些私营工商业和在整顿中不合格的企业，在登记机关的指导下，进行了关、迁、并、转。1978年以来，企业登记管理工作逐步恢复。2013年12月，《公司法》再次修订，废除了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取消了验资要求和证明。由于放宽了对公司注册资本的限制，国内有的地方出现了“1元公司”和将新注册企业的出资年限设定为100年的现象。

——摘编自施天涛《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解读与辨析》等

材料一   1895-1923年沈阳近代民族工业代表工厂（部分）

——摘编自据胡艳宁《沈阳近代民族工业对城市布局的影响研究》

材料二   在1949到1958年的城市发展中，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中有24个安排在辽宁，其中沈阳7个，抚顺8个，阜新4个。因配合重点工业项目布局，沈阳城市的改造和建设成就显著，7个重大项目的落户，充实了业已形成的板块结构，进一步建设了铁西工业区、沈海工业区、北陵工业区，使其完善和充实，进而形成国内著名的工业区。

——胡艳宁《沈阳近代民族工业对城市布局的影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