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福泽谕吉（1835～1901年）生于下层武士家庭，13岁才入村塾学习《论语》《孟子》，后进入“适塾"改学西学。他苦学英语，两度访美，游历欧洲，以启迪国民为己任，立志“在远东建立一个新文明国，使日本与英国并驾齐驱，东西遥遥相对"。他一生不做官，只从事翻译、著书、教育工作，创办庆应义塾（今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思想巨著《劝学篇》。代表明治维新思想主流的《劝学篇》，“以提供民众读本和小学课本为目的"编写，共发行340万册（当时日本人口3500万）。该书反对传统儒学，提倡实学（即写信、算账、物理、地理、历史等）；反对政府专制，提倡四民平等、男女平等；提出“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培养国民“文明的精神"；主张国与国平等，批评中国妄自尊大，并预言要“将中国导向文明之国，唯有推翻满清政府，此外别无他途。"

——摘编自范福潮《福泽谕吉的预言》

材料二   张之洞（1837～1909年）出身官宦之家，13岁中秀才，26岁考取进士第三名（探花），仕途亨通，位极人臣。他一生办实业，使武汉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办新式教育，创立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派数百人赴日本留学。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出炉，目的是为申明自己与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区别，以防变法失败殃及自身，最初只印了300册送往北京，进呈光绪帝，分送部分官员，在民间影响甚微（按当时中国人口计算，150万人中才可能有一人读过此书）。该书推崇儒学为正宗，固守“三纲五常"，津津乐道于“中体西用"，视平等、民权、独立、自由等一切有损君权、官权、儒教的变法思想为异端邪说。但他不会想到，他开办的新式学堂成了民主思想的摇篮，训练的湖北新军成了武昌起义的民军，建的枪炮厂为革命制造军火，设计推动的新政加速了清朝覆灭，他成为大清王朝变相的掘墓人。

——摘编自范福潮《清末新政的设计师张之洞》等

材料   1948年，东北大部分地区获得了解放，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同志认识到加强城市工作的重要性。他主张应“取消帝国主义的经济特权，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以公营企业为骨干，领导私营工商业，发展合作社事业”。为此，他特别强调要“严格区别地主的封建性财产和民族工商业者的资本主义财产”，对于前者应采取“没收后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而对于城市中的工商业，则应采取“保护的政策，确保私营企业主的合法经营权”，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持革命战争”的目的。王稼祥提出的城市施政纲领还涉及到政权民主化工作、科学教育工作、文化创新工作、环境保护工作、城市房屋工作等诸多领域，由于城市改革面临的问题比较复杂，他认为“必须有周密计划，慎重步骤与妥善办法”，才能使城市“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旧城市变化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新城市”。

——摘编自徐泽浩《王稼祥传》

材料   皇甫谧，《晋书·皇甫谧传》说他“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林亿在校《甲乙经》的序言中称他“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当时晋武帝曾征召他入朝为官，他婉言辞绝，在他的《释劝论》中，表达了他对爱好医术的愿望，对古代医家扁鹊、仓公、华佗、张仲景的仰慕之情。晋武帝爱惜其才华赐给他很多书。由于他身体素弱，加之长年劳累，也卷入当时社会上服食之风，后来竟罹患风痹，右脚偏小，十分痛苦，自此立志学医，终于习览经方，遂臻其妙。”在原有的医学理论的基础上，他除广泛阅读各种医书外，将《灵枢经》《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中针灸加以整理归纳，使其“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编成《针灸甲乙经》，成为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针灸学专著，为历代研习针灸学的必读课本。皇甫谧出于自身的感受，即仅以”百日”的治疗，就把自己的风症及耳聋症治愈。为了著述能条理分明，便于读者寻检，他着实下了一番苦功，从而使《针灸甲乙经》这部专著成为针灸学著作的经典，历代对之评价甚高。

——摘编自《中医世家》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