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39年3月15日，法西斯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得欧洲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从1939年4月到8月，英、法、苏三国进行了关于缔结互助条约的谈判。英法虽然参加了军事谈判，但只想利用军事谈判来“威慑”德国，以达到避免战争的目的，而不是想用英法苏军事同盟来打击德国。英法还企图用军事谈判来牵制苏联，以阻止苏联加入德国阵营。英法苏三方会谈的失败使苏联看到与英法联合已经成为不可能。集体安全政策也难以维持下去，孤立政策又为客观条件所不允许。于是决定与德国联手，在1939年8月23日，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实现了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

——据吴于廑《世界史·现代史编》等整理

材料：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的各种观点

——摘编自张海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宏观反思》等

材料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下表为当时中国各界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评价。

评价内容出处（8月24日的《大公报》认为）“这件事，无论给世界以如何惊异之感，佚名《暴日的在东方即宣告暴日的外交完全破产了！”“德国把日本遗弃了，这是德外交破产了》苏互不侵犯的第一个意义”。“宣布防共协定的死刑，并给暴日结束了所谓加盟问题的政争，这是德苏互不侵犯的第二个意义”，“苏联与德国接近，不一定是鼓励侵略……苏联的反侵略性的和平政策是不会变更的”，“希特勒卸除了反共招牌，苏联更将为欧局中心”。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认为）“苏德条约”的全文今早各报发表了。胡适《胡适日世界之震动是意中事。最苦的是各国的左派，天天攻击德意，一旦忽记全编》被Stalin（斯大林）卖了，真有冤何处诉！

（中国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在8月27日的通电中指出）苏德此举，已使暴《通电各省军敌依违失据，在精神上受到莫大之打击，其所标榜之反共国策已粉碎政首长阐示国而无余，彼侵略阵线者以我国之抗战，而产生反共协定，今亦由我之际形势之演抗战，而使之崩溃，因此更可见我抗战力量，对于世界所发生影响与变》在国际上所属地位之重要无与比伦……目前关键，美苏两国，同等重要，而美国力量更应重视，苏联促成苏德协定，用意何在，固不专在欧洲，其在远东方面，意义之重大则有过之，故苏德协定之订立，与其谓为在欧洲发生作用，不如谓其在远东之影响为更大也。

材料一   潘恩是顺应时代要求脱颖而出的革命家、思想家之一，几乎每个有文化的殖民地人都知道他所著《常识》的内容。《常识》问世之初，亚当斯曾谴责他的设想“如此民主，没有任何约束力，肯定会引起混乱和各种不良行为”。然而，事实与他的预料完全相反。不久，大陆会议号召组织志愿兵，任命华盛顿担任总司令，并授权以杰斐逊为首的委员会起草《独立宣言》。杰斐逊对潘恩说：“能在《宣言》中引用你的话，我们感到十分荣幸。”

——据鲍日新《潘恩的民主思想与美国独立战争》整理

材料二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间，英、法、德均是代议制国家。在民主制度原则下，多数民众的一致性心理认识对民主国家的对内及对外政策具有极强的形塑作用。英法政界人士都心知肚明，选民再也不会容忍1914—1918年那场悲剧重演。因此，大战结束后，英法两国所制定的政策，都设定在这种选民反战的心理上面。这种赢得公众对外交政策支持的需要，不能不使政体本身所具有的理性遭到削弱。

复仇主义情绪与和平主义情绪经过民主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间欧洲国际秩序的解体。

——据刘宏松《民主政治、民众心理与两次世界大战间欧洲国际秩序的解体》整理

材料一   

材料二   慕尼黑协定规定：将苏台德地区和与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附件规定：英法将保障捷克斯洛伐克新国界不受无端侵犯…

材料三   张伯伦回到伦敦，站在唐宁街10号的阳台上对群众说，他“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了”，“这就是我们和平时代的和平”。

——《国际关系史》

材料一   德国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是德皇威廉二世。人们往往把1890—1918年的德国称为“威廉时代”，因为这个时代贯彻一种“威廉主义”的方针政策。威廉二世执掌国政后不久便开始执行一条“新路线”，即“世界政策”。“世界政策”的要点就是殖民主义和海军主义政策。威廉二世得意地解释他的“世界政策”就是向海外扩展殖民地，掌握制海权，争霸世界：“德国的未来在海上”，“定叫海神手中的三叉戟（即制海权）掌握在我们手中”。德国从“大陆政策”转变为“世界政策”，是由于德国工业的起飞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德国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和殖民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矛头主要指向北非、亚洲（中国）、巴尔干和土耳其。

——摘编自丁建弘《德国通史》

材料二   20世纪以来，德国哥廷根大学被誉为“数学的麦加”，每年都有大批高水平数学博士毕业。但是，即使如约翰·冯·诺伊曼这样已在集合论方面小有名声的科学才俊，也只能充当汉堡大学数学系的编外讲师。20世纪30年代，上述形势更趋严峻。1933年4月，德国颁布了《重设公职人员法》。截至1935年年底，已有44名德国数学家被迫离职，其中以犹太学者居多。同年5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优先营救德国数学家难民，并通过美国数学学会将他们迅速安排到大学里的研究岗位。1935年后，迫于美国本土数学家的压力，基金会和数学学会的营救速度放缓，往往只能营救一流水平的数学家。1941年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应用数学的重要性成为共识。德国数学家库朗在纽约大学创办了库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涵盖了数学、力学、计算机、统计和概率论等研究方向，其研究团队中成长出了9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彰显了巨大的成效，研究所也被誉为“世界应用数学分析之都”。

——摘编自李工真《20世纪“世界数学研究中心”的洲际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