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代服饰用具变化明显，政府一再要求“俾闾阎之卑，不得与尊者同荣；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但是，“今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但对商人却比较优厚，如太宗准许“今后富商大贾乘马，漆素鞍者勿禁”，“数十年风俗僭侈，车服器玩多逾制度”。
政府也曾屡次下令禁止士庶和妇女仿效契丹人的衣冠和装饰。如庆历八年（1048),禁止“士庶仿效胡人衣装，裹番样头巾，着青绿，及乘骑番鞍辔，妇人多以铜绿兔褐之类为衣”。大观四年（1110),又下诏说“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着战袍，系番束带之类”，“宜严行禁止”。政和七年（1117)和宣和元年（1119),又两次禁止百姓穿戴契丹服装。
——据《宋史》《宋会要辑稿》等
（1）根据材料，概括宋代服饰用具变化的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宋代服饰用具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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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服妖”现象出现的原因。
材料
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为国之计，莫急于保民，保民之要在于存恤主户，又招诱客户，使之置田以为主户。主户苟众则邦本自固。
——吕大钧《民议》
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富贵盛衰，更迭不常，或昔富而今贫，或昔贵而今贱。
——袁采《袁氏世范》
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郑樵《通志》
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
——朱熹《四书或问·大学或问》
(1)根据材料，概括宋代社会“新变”。(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宋代“新变”的背景。
材料一 汉代学者刘向《别录》云：“蹴鞠者，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今军士无事，得使蹴鞠。”西汉名将霍去病在塞外征战时，“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蹴鞠”。唐人徐坚说：“鞠即球字，今蹴鞠曰球戏。”。杜甫《清明》诗曰“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王建《宫词》中的“寒食内人长白打（蹴鞠的一种踢法），库中先散与金钱”。
——摘编自顾向明、刘晓华《略论汉魏唐宋时期蹴鞠运动的兴盛》
材料二 宋代鞠的制作工艺精细、严格从八片尖皮的缝制形式发展为用十二片香皮砌成，并且均“熟硝黄革，实料轻载”，在重量上要达到“正重十二两”。在汴梁和临安城，官家的踢球艺人称“左右军”和“祗应人”。民间踢球艺人主要集中在临安城的“瓦子”（娱乐场所）卖艺糊口。民间组织——“圆社”“齐云社”等产生，其中包括以职业蹴鞠艺人组成的职业行会和由富家子弟组成的业余蹴鞠组织。“圆社”有严格的社规，规定了技术标准和竞赛规程，称“球门社规”和“白打社规”。当时有“不拘贵贱齐云社，一味模棱天下圆”之称。宋徽宗曾说：“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伤。”筑球比赛大多是在朝廷盛大宴会中进行表演，宫中有专业的“筑球军”，“每春秋三大宴”，招待外宾的筵宴和一些重要的礼仪场合，都要有筑球军表演。
——摘编自徐秀玲、徐秀芹《宋代蹴鞠运动的繁荣及成因》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汉至唐代蹴鞠运动的演变。(2)根据材料二，概述宋代蹴鞠运动新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说明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