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人所谓的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和热爱，并自觉承担共同体的责任。它本质上是一种情感认同、价值观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民族认同。在传统的家国同构格局下，家庭、家族与邦国的组织结构一致，个人、家庭、家族、邦国、天下形成一个等级序列。君主由治家而及于治国，用治理家族的方式来管理国家，故有忠君即爱国的思想。在民众家中，以父为最高管理者，孝为最核心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在家族管理方式上效法帝王之家。

——摘编自张倩《从家国情怀解读国家认同的中国特色》

古希腊的家庭是城邦生活的最小共同体单位，家庭的代表是父亲，即使是儿子的债务也要算到父亲身上，父亲对家庭成员有绝对的控制力。儿子作为城邦的延续者，一方面要顺承前者，另一方面则逐渐从父亲手里接过家庭的掌控权，之后还要孝敬赡养父亲。希腊城邦的继续巩固和维持需要所有公民同心协力，为此需要使每个家庭能够和睦相处，并将城邦的意志贯彻到家庭的意志中去，父亲就负责执行这一职责，即教育后代，防止有人引诱他们学坏。

——摘编自《古希腊和基督教家庭观比较》

材料二   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直到现在，敌人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今天）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体性和不可分性。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

——摘编自《大公报》

材料一   东亚地区的朝贡体系既是一种国际关系，又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政治秩序。在朝贡体系的长期影响之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书写汉字、尊奉儒家、信仰佛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但到了清中晚期，以经济实力为支撑的朝贡制度明显随着国力的衰落而衰落。此时朝贡关系已经转化为强调“华夷之辨”的中外政治关系。这其间的变化，一方面与中国国力趋于衰落相关，一方面也与西方国家早期殖民活动密切相连。清廷将西洋国家采取严加防范的政策……经历资本主义国家一系列的条约冲击，朝贡体系逐渐瓦解，最终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   在殖民体系下，主权是欧洲列强的特权，也是其对其他地区“落后民族”进行野蛮殖民掠夺、占领和侵略的借口和依据。居于金字塔之上的是欧洲列强，居于中间的则是较弱一等的欧洲国家以及拥有主权或半主权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居于金字塔底层的则是完全丧失主权的亚非拉被征服、掠夺和占领的“落后民族”和“野蛮地区”。这一体系是少部分国家享有主权、大部分国家主权被剥夺的等级体系，也是大国通过武力掠夺、殖民而实现崛起的暴力体系。

——摘编自韦宗友《殖民体系、后殖民体系与大国崛起》

材料一   工业化和城市化打破了传统的“新居原则（年轻夫妇独立生活）”，比如在普雷斯顿这个工业城市里，由于住房紧张且租金不菲，父母和已婚孩子共同居住的现象十分明显。棉业城镇的城市工业生活促进了复合家庭形式的形成，增加了父母与已婚子女共同居住的挣工资者的家庭比例

——摘编自傅新球《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增长的几个问题》

材料二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日益崩溃，出现了大批失业手工业者、码头运输工人和破产农民，他们被迫离开家庭，聚集城市，构成中国近代第一批产业后备军……在人们交往日甚、风气渐开的情况下，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由曾经的血缘或亲缘组织向近似业缘性组织的转化，进而导致家庭纽带日益松弛，传统的大家庭逐渐涣散。

——摘编自张淑红《近代中国家庭嬗变原因刍议》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深刻的社会经济变迁重新刻画了中国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形貌，国家政府也通过人口和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直接参与了家庭活动，成为家庭变迁的巨大推力。中国家庭变迁与快速的人口转变同步，并内嵌于社会转型的进程之中。现代家庭政策迫切需要在尊重传统及把握趋势的基础上，重构我国现有家庭政策体系，支持和引导现代家庭发展。

——摘编自彭希哲《当代中国家庭变迁和家庭政策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