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棉纺织业是近代中国最为典型的“两栖”行业。机器工业以“纺”为主，以“织"为辅，手工业以“织”布为重，以“纺”线为次。1913年，国内机制布产量增长到1756万匹，在棉布总产量中的比重也仅为2.26%。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若干现代因素催生了棉织业的原始工业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相继出现了改良的手拉机和足踏机，手拉机一人一日约能织布四五十尺。1906年，高阳商会集资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购买织机，试办工厂，是为高阳布改良之始。晚清中央和各地方设立了一批传习性质的工艺局所，招收了许多织布学徒，学徒毕业后，成为工场工人。北京政府税务处重申“旧式土布，为织布生计攸关，除仍照土布减税成案每百斤征收出口正税1两及运往内地照纳沿途税厘外，其由此口运至彼口应即免征复进口半税”。

——摘编自彭南生《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一以近代民族棉纺织业为例》

材料二 棉纺织业最初源于印度，16世纪中后期，传入英格兰。17世纪中期以来，棉织物构成英印贸易的主要商品。由于毛纺织商人不断向议会请愿，从17世纪末期开始，议会多次通过法案，禁止从印度、中国等国进口印花棉布，但收效甚微。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不能拥有印度原装进口的印花棉布，他就会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相对适度的模仿品”，就这样，“禁止进口印度棉织品的保护措施培养了一个'进口替代'产品的产生”。18世纪中期，尝试一连串机械化操作开始在英国率先实现，技术变革推动了英国棉纺织工业的飞速前进，1774年，英国已经具备打破世界纺织品格局能力，台不犹豫地废除那些禁止从印度进口棉布的法案。机器化的生产方式为棉纺织品的集聚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使单位生产成本一再降低，成为英国开始寻求棉花原料、扩大生产规模的起点，美国南部、印度逐渐成为英国原棉产地。

——摘编自杨松、马瑞映《内驱与统合：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及对全球体系的影响》

材料一1871－1910年间，德国东部地区人口由于大量流失，共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从24.0％下降到19.7％，西部地区由于吸纳了大量外来人口而使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9％上升到23.1％。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还使德国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群体。所谓的“浮游”群体就是其中之一“浮游”群体基本上属于下层阶层，构成者以年轻人居多，他们为谋生而在经济繁荣的各工矿城市之间来回奔波，希图求得更好的收入。季节性工人也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在柏林，到19世纪70年代，这种“浮游”群体已占总人口的20％～25％。在鲁尔等采矿业发达的地区，“浮游”群体所占比重更大。

——摘编自邢来顺《德国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化及其特点》

材料二   《（天）津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载：“比岁以还，萑苻（指：盗匪）追野，地方不靖，乡村富户既多移寓平、津，而贫苦农民亦因农村破产，无以资生，群相廉集工业中心，谋求生路，因而津埠人口大见增加。查1922年仅有80万人，1931年则增为1388747人。＂这些贫苦农民中有人进了工厂，据1922年的统计，天津纺织、面粉、化工、机械等行业的工人总数有7万多人。到20世纪30年代初，工人和佣工合计超过10万人，其中女性有万余人。

——摘编自戴鞍钢《中国近代工业与城乡人口流动》

【推荐3】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主要把丝和丝织品送给了出使诸国，而后开通了陆上丝绸之路，远及中亚。汉至唐初，交往以“敦睦邦交”为主，逐渐建立起西域都护、北庭都护府等军政机构，实现有效的控制，曾出现“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盛况。“安史之乱”后陆路渐趋衰落。中唐至两宋时，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盛，尤其在两宋时，从泉州和广州等地南下可通达今波斯湾、红海至欧洲，也可至非洲东海岸。政府还在广州、泉州、明州等12处设有市舶司，专司外商货物税并制定市舶法，不许官员经营海外贸易、买卖外商货物。此时市舶贸易分官营和私营，以后者为主。进出口货物达400种，主要出口纺织品、金属及制品、陶瓷品、茶叶等商品。宋代市舶贸易税成为财政的重要收入，一度占国家总收入的20%。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1）据材料一，以中唐为界，概括古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变化

材料二19世纪中期欧洲各国普遍降低了国际贸易壁垒，除了一些商业集团对于降低关税的通常压力，以及先是推动着拿破仑三世后来又推动着普鲁士政府寻求通过签署条约使贸易更加自由化的政治考虑以外，贸易条约的签署反映了一种普遍的乐观主义情绪，以及政界和学‘术界对于国际交换学说的接受。正是经济的迅速扩张、对增长和繁荣的普遍乐观说服了各国和人民放弃保护措施，将控制换成了自由，乡土观念换成了普遍主义，固守传统换成了坚持变革，将闭关锁国的安全换成了开放世界的危险但有潜在利润。

——摘编自H.J.哈巴库克等《剑桥欧洲经济史》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欧洲各国间从“闭关锁国”到“开放世界”转变的原因。

材料一   茶馆是成都人休闲娱乐之地，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人们去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后来，有人在茶馆讨论时事、宣传演讲、发动民众。晚清以来，茶馆一直被地方政府批评为“秩序不良”之地，1903年，刚建立的成都警察公布了茶馆规则以约束茶馆。1916年警察制订新的控制条文，申明任何表演都不得有“淫荡”的语言和动作，否则将被禁止。茶馆虽经常藐视规章，但也力图改变面貌以迎合时尚.1912年陶然亭茶馆开张，特设有一球房，据称是要提倡西方“文明”、“健康”的娱乐，还提供电话、报纸和食品等服务。有些茶馆还把话剧引入成都舞台。如今，茶馆仍然是大多数市民最能接受的公共生活空间。

——摘编自王笛《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

材料二   1650年，牛津开设了英格兰第一家咖啡馆，之后，咖啡馆吸引了贵族、文人、学者、科学家、商人等不同群体的光顾与参与咖啡馆顾客们彼此之间相互平等、包容而开放，不论政治、宗教话题，或科学、文学、商业话题都可讨论。17世纪中叶后.英国政局动荡，一些咖啡馆俱乐部时常在咖啡馆内对政治、宗教等严肃话题进行计论，新旧社会阶层在咖啡馆中试图引导社会群体为其代言的政党服务，咖啡馆内各种新闻信息的易取得性、政治化、谣言化，使政府加强对咖啡馆内信息传播的管控。18世纪，期刊杂志报纸在咖啡馆中流转，成为顾客争相取阅的对象。此外，咖啡馆被英国人视为增进知识、培养技艺的重要场所，过去专属于知识精英的各种专业学问都能在此获得有效传播。

——摘编自王浩宇《近代早期英国咖啡馆文化研究》

材料一   体育活动不仅是先秦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培养人的重要手段。先秦各诸侯国对于军事体育极为重视，对百姓习武也有明确要求，“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一些军事体育竞技活动不断转化，如孔子私学教育中的围棋、登高以及具有代表性的蹴鞠、竞渡、秋千、击壤等都是非常流行的健身娱乐活动。先秦时期的体育活动还注重通过“御”来培养“敬君事上”的精神，通过“射礼”培养人“中”“礼”“志”“正”的品质。

——摘编自李世宏《先秦体育风尚发展特色探析》

材料二   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体育运动伴随着城邦的形成而逐渐活跃，同时代，各种祭祀竞技赛会蓬勃兴起，体育赛会“被无处不在的神圣所包围”。特洛伊战争胜利之后，体育发展为城邦的公共事务。古希腊一些哲学家的体育思想也影响体育运动的发展，色诺芬就著有《运动家—关于狩猎》《关于马术技巧》等与体育相关的体育哲学专著。随着希腊体育运动的发展，训练场成为希腊城邦的重要标志，受训者常常持续练下去，直至壮年。

——摘编自黄鑫《作为生活方式的古希腊体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