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大禹治水起，历代屡兴河役，形成了筑堤、改道、分疏、束水攻沙等治河理论，以及挑水坝、木龙、石堤、放淤等治河技术。宋元两代在黄河设行（外）都水监专事河防；明清两代设河道总督职掌河政。清前中期，治河一直是国之大计，河工每年的正常支出大约数十万两，如遇决堤则“所费帑金不下数千万两”，然而“半数是中饱在贪吏的私囊”。

——摘编自岑仲勉《黄河变迁通史》

材料二   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改道入海。“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清廷遂撒手河务，“着直隶、河南、山东各省督抚饬令地方官吏疏浚积潦”、“晓谕绅民等量力捐资”，由此拉开晩清黄河治理地方化的序幕。新河道两岸的地方官绅筹措资金，断续维系治河工程。1870年，长江大涝，两大水灾形成共振效应，重灾区扩展到四川、湖北等地。1900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派员前往黄河考察并得出结论：“束河于一条河道”违背自然规律；地方官吏贪污、玩忽职守、各自为政是“形势糟糕的根源”。1901年，对黄河治理的进一步研究随李鸿章的病故而中断，而此时的中国，已呈“山雨欲来”之势。

——摘编自贾国静、王凤青《选择的无奈：晚清黄河治理地方化探析》

材料三   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1953年，治黄工作“由修防转入治本”，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大批技术干部，分赴20多条支流进行水土查勘，收集第一手资料，在“兴利除害，分步治理”的指导思想下，制定了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综合治理规划。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实行“以工代赈”、“按劳记工”等办法，许多包工队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方法，工效逐步提高。建国初的黄河治理，不仅顺利地度过了八次大汛，保卫了人民生命财产与国家建设，而且开辟了利用黄河水灌溉华北平原的道路。

——摘编自郭书林、王瑞芳《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材料一   二千多年前的荀子曾提出“天行有常”的观念，主张“制天命而用之”，但这一正确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延续和发展。正因为人还不具备认识自然规律的能力，对自然的敬畏不可能没有消极的一面。在异常气候和自然灾害面前，先民们往往以不变应万变，消极地等待它们自生自灭。如在洪水面前只能祈求天神息怒，尽职的官员甚至跳入洪水，期望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天的怜悯。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即使先知先觉的人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也找不到消除这些不利因素的途径。特别是在巨大的人口压力面前，生产更多的粮食成了头等大事，因此而造成的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只能听之任之。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传统生存智慧与生态观》

材料二   狩猎是自古以来到处都存在的活动，而毛皮贸易也一直是市场上的一项重要交易。但是，以往以生计为主的狩猎活动和毛皮交易市场的地方属性，对生态的影响并不明显。近代以后，古老的狩猎活动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欧洲人和亚洲人对兽皮、毛皮和象牙的需求给狩猎产品赋予了前殖民时代没有的新的经济价值”，而对野生动物制品的渴望驱使被称为“国际经济先驱”的商人和资本家们深入内陆，开拓边疆，对毛皮的追逐成为欧洲人在北美大陆四处扩张的内在驱动力之一为了组织大规模的毛皮贸易，殖民者建立了多家毛皮公司，而当地的狩猎者也被纳入殖民者的毛皮贸易网络之中。近代世界经济中的这项贸易具有典型的掠夺性，商人和捕猎者们在一个地方尽量捕猎，直到在经济上无利可图为止，然后换一个地方。当19世纪的狩猎者开始使用对动物更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以后，狩猎和毛皮贸易对野生动物的掠夺性就充分地暴露出来了，猎人和商人们所考虑的是“最大数量的眼前收获，根本不去考虑怎样保存资源”。商业性的狩猎很快使相关的动物处于灭绝或濒危境地。

——摘编自俞金尧《资本主义与近代以来的全球生态环境》

——《古代北京“霾灾”的记载》

——根据李宏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和治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