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农作物品种的单一，使农民在自然灾害侵袭面前常常束手无策。宋朝的统一不仅结束了南北分裂割据的政局，也为农作物品种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宋太宗下了一道粮食品种南北大交流的诏令，“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又“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原产于占城的稻种，又自福建移种于江淮地区。经济作物如棉花在宋代也不断扩大种植区域，描画的种植在北宋时主要是在广南东西、福建路,到南宋后期也扩展到两浙、江南东西路，并作为夏税交纳。又如西瓜自辽初由回纥传入辽，金代传入黄河中游的河南，绍兴十三年洪皓自金朝“携‘西瓜种’以归，今禁囿、乡圃皆有”,西瓜遂传入江南。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宋代， 买卖田宅必须经过“立契”的法定程序，凡加盖官印的称为“红契”，表示官府确认，不加官印的称为“白契”。宋朝法律规定，盗种公私田者，要受到笞刑或徒刑的处罚。租佃契约到期，租佃关系结束，农民可以另租土地，地主可以另佃。契约未到期，禁止佃户逃离，也不允许地主私自处置佃农，不得随意散佃。佃户欠租，官府要以强力帮助地主索取。尽管当时佃户的法律地位很低，但与“部曲制”的部曲(唐以前地主豪强私家的部属、家仆，身份地位比奴婢略高)相比，地位和处境好一些。宋代，典卖土地、房屋的现象成为普遍现象，被法律所承认并形成制度。

——摘编自《宋代的租佃制和典卖制》

材料二 据《岭外代答》和《诸蕃志》等记载，当时和南宋通商的有50多个国家，南宋商人到达的国家也有20多个。输出的商品以瓷器和各类丝织品为主，品种多达300多种，其海外贸易之繁荣前所未有。宋代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上贸易并制定了系统完备的市舶管理制度，制订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市舶条法《元丰市舶条》，为后代所继承。《梦粱录》记载:“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

自1978年起到21世纪初，中印两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2001年中国农业增加值达到14610亿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了1.85倍；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达到29356亿元，比1978年增长近140倍。中国的粮棉产量居世界首位。

印度自60到80年代相继进行了“绿色革命”（种植业）“白色革命”（牛奶生产合作）“蓝色革命”（水产养殖业）。1994年印度用于农业研究的经费占GDP的比重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印度农业科技信息系统为农户提供网络交易平台及种植技术等各种信息。今天的印度已经从一个严重缺粮的国家实现了粮食的基本自给。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单纯种田很难发家致富。在晚明农村，那些经营地主或富裕农民，更懂得这种经营之道。他们一方面开商行、典当、贩盐、开矿、航海、捕鱼，大逐工商之利，不断增殖商业资本。另一方面，以“种田利最薄”，雇工种田，“收支两抵”“无利可图”，甚至“亏本折利”，得不偿失。因此，多种田不如多治地，于是大量“改粮他种”，把商业资本引入商业性农业生产领域，进行的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由于他们的生产规模比较大，用工多，不可能尽是自己参加劳动，必然要雇工。这样当然也有助于加快农村的人口流动。

——摘编自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

材料二   自1902年清朝正式批准山西巡抚岑春煊关于开垦蒙地的奏请起，禁垦蒙地的政策被迫放弃，“走西口”也成为北方各省百姓光明正大的选择。1904年之后，“闯关东”的人们摆脱了政治的束缚。民国政府继承了清末鼓励移民实边的政策，推出一系列招垦及鼓励移民的法规条例。1937年，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在实际上引导了一场全国性的战略大转移。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困境中开始了国民经济与国防事业的恢复与建设。实行计划经济，最大限度地调动与掌控有限的资源成为经济建设成功的关键，中央政府往往采取全国统筹安排的方式对人口问题进行处理，政治主导性的特征极为突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现代中国发展经济的最大优势与最大资本，因此，最有效地调整劳动力资源，就成为1949年以后影响中国经济建构与布局变化的极为关键的一环。新时期我国人口迁移显示出十分突出的空间特征。时至20世纪的最后5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规模急剧扩张，达到3398.12万人，年平均规模大约为679.6万人，形成了研究者所称的“井喷现象”，奏响了新时期人口迁移浪潮的最强音。

——摘编自葛剑雄等《20世纪中国移民史的阶段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