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统计，自霍乱于1817年由印度传入中国，清代中国共发生了4次霍乱大流行。尽管清代国家对霍乱等疫病的制度性救疗基本阙如，但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府把日常性的疫病救疗纳入自身的职责范围。这一趋势到清末最终演变成国家在新政中，将自身的卫生和医疗职能明确和制度化。与官方相比，清代社会力量对霍乱的救疗更加积极主动。除了施医送药、祈神驱疫等传统活动，上海等地的乡贤和慈善机构还在外国势力的刺激下，成立了实行强制查验和隔离的防疫医院。国内医学人士也初步完成了中医学对霍乱医理和疗法的探索，甚至有的医家已经认识到环境污染与霍乱的关系，对居所环境和用水卫生提出了要求。

——摘编自余新忠《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等

材料二   霍乱于1831年由印度传入英国后，英国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实行隔离措施，社会各界也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案，但效果甚微。1831—1832年霍乱以后，把霍乱与社会状况联系起来的观点逐渐被大多数英国人接受。1848—1849年霍乱期间，英国政府颁布了《公共卫生法》，成立了卫生总会负责改造城市卫生。然而，该措施并没有阻止1853—1854年霍乱的再次降临，反而因把城市污水肆意排入河流，加剧了霍乱的传播。1866年霍乱证明了斯诺医生关于霍乱病菌通过饮用水传播的理论。据此，英国议会出台了1875年《大公共卫生法》和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切断了霍乱传播的途径。到19世纪末，英国霍乱防治的方法被接纳为国际预防措施的基础。

——摘编自毛利霞《从隔离病人到治理环境：19世纪英国霍乱防治研究》

材料一   （隋炀帝）大业八年，天下旱，百姓流亡。时发四海兵，帝亲征高丽，六军冻馁，死者十八九。十三年，天下大旱。时郡县乡邑，悉遣筑城，发男女，无少长，皆就役。

——《隋书》

贞观十一年七月一日……洛水暴涨，漂六百余家……十三日，诏曰：“暴雨为灾，大水泛滥……诸司供进（进奉的财物），悉令减省。凡所力役，量事停废。遭水之家，赐帛有差。”……九月，黄河泛滥……太宗幸白马坂以观之。

——《旧唐书》

材料二   1933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了联邦紧急救济署。1935年8月通过的《社会保险法》，改变了过去由民间团体自助自救或由慈善团体提供救助的传统，开始了美国的“福利主义”试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与社会矛盾都演变到极其严重的地步。为了摆脱困境，寻求发展，工党政府采用“福利国家”政策，实施社会改革，可谓顺乎历史潮流的明智选择。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

材料一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医学开始了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1543年，比利时人维萨里发表《人体构造论》，建立了人体解剖学，近代西方医学开始兴起。17世纪英国人哈维发现血液循环。18世纪，意大利人莫干尼使用显微镜等建立了病理解剖学。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微尔啸倡导细胞病理学。19世纪下半叶法国巴斯德教授创立经典免疫学，在其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梅契尼科夫系统阐述了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19世纪，“尸诊法在临床上推广应用，血压测量、体温测量等成为临床诊断辅助手段，预防医学和保障健康的医学对策已逐渐成为立法和行政面对的问题。1860年英国南丁格尔创立护士学校，使护理学成为一门科学。

——摘编自林成滔《科学简史》等

材料二   中国近代以来，中医学在传承中寻求变革，但传统中医观念及诊疗方法依然流行。传统中医认为药食同源，注重个人的养生与保健，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采用望、闻、问、切四诊法诊断，针灸治疗使用广泛。中国近代，无论是清政府还是中华民国政府，医疗制度侧重于服务达官贵人，对百姓影响甚少。而先进知识分子认为，国民健康不仅是个人的私事，更是国家的公事。国家必须尽到责任，维护国民健康，培养国民民族气魄与健全体格。个人必须配合政策，尽好国民的责任。

——摘编自皮国立《碰撞与汇通：近代中医的变革之路》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起省、市、县、乡镇社区的医疗网络，方便患者就医。在传染病防治方面，我国推行计划免疫，有效控制了很多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疫病，如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肺结核等，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医疗机构为患者服务的意识日趋强化，各级医疗机构明确了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意识。推行医疗保险制度和救助制度，确保全民病有所医。注重公共卫生建设，强化全民卫生意识。

——摘编自张栋《新中国以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