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85年10月12日，清廷正式建立台湾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此前台湾共有二府八县，县厅过于宽广，导致清政府难以实现有效统治。于是，刘铭传在奏折中建议重划台湾行政区域，获得清政府同意，改台湾省下辖三府一直隶州十一县五厅，使得清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加强对台湾的实际控制。在此基础上，刘铭传还注重整理台湾的户口和实行保甲制度，并由各县选派绅民会同保甲编查户口、清丈田地。他还向清政府建议派遣部分候补官员，特别是具有开眼看世界或精通洋务的人来台交流或任职。刘铭传重视台湾与大陆人员往来，官派一大批台湾人到大陆求学和游历，积极吸引浙江、福建沿海渔民到台湾定居。刘铭传于1887年和1888年架设水陆电报线3条，1888年在台北成立邮政局，购置邮船用于往返台湾、福州、上海和浙江等地。

——摘编自黄伟《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的治台之策》

材料一在少数民族居住的新疆、蒙古、青海地区，清朝诸位皇帝大都针对民族地区特点进行了有所区分的立法。从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开始，向蒙古颁布了应遵守的法律制度。顺治年间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条例。之后在康、雍、乾年间多次进行修订，修订后的《蒙古律例》分官衔、户口、差徭、朝贡、会盟、行军、边境哨卡、盗贼等十二卷，共二百零九条。在蒙古部众中建旗佐，严格划分各部落之间的界限，以防止各旗间的联合。清政府还从法律上禁止蒙汉两族之间自由往来，不许蒙汉通婚，不准内地汉人到蒙地从事农耕，蒙古王公不得延请内地书吏等。清代将国家立法推及边疆地区，形成了国家法和边疆民族习惯法并存的二元结构。清代边疆民族立法之举措使得清中央政府以法律为手段保障边疆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服悦。1875～1878年，左宗棠进军新疆时，当地民众夹道欢迎，清军在当地军民的帮助下驱逐了阿古柏，收复了伊犁失地。

——摘编自王志强《有清一代西北边疆民族立法措施评析》

材料二清朝的“盛世边疆”仍然存在着古代历史条件局限下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边疆内部及其中原内地之间仍然存在着历史上形成的深刻隔阂，各区域社会形态差异较大，难以在经济、文化层面形成紧密的整体，维系国家统一主要依靠统治阶级的政治共识。19世纪以后，清朝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维持衰退中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保卫边疆安全的能力和意愿必然逐渐低落。无论是为防止已经内部化的边疆矛盾再度激化，抑或是为杜绝外部新的边疆矛盾产生，清政府采取的都是以“不变”求“稳定”的安全策略。战争动乱及五口通商对东南沿海社会、经济秩序的冲击，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其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迅速传遍全国，新旧矛盾交织的边疆地区，成为列强觊觎的薄弱环节。中国边疆被完全卷入列强的全球地缘竞争之中，“宗藩体系”土崩瓦解，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呈现出从全面包围，到逐次剥离，直至豆蔻瓜分的态势。

       ——摘编自李皛《全球化视角下的晚清边疆危机》

材料   1904年2月7日夜，日本和俄国之间爆发了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日俄战争。1905年9月，日俄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沙俄把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和中东铁路的一段支线（从长春到大连）转让给日本，并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不久，日本将辽东半岛改名为关东州。1919年，关东军成立，直接隶属于天皇。战后日本出现了一个新建和扩建企业的高潮，日本由原来那种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模式逐渐转换到了以国内固定资本为基础（其中又主要侧重于军事工业），国外市场为引导力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在日俄战争期间，首相伊藤等人同意置驻韩军司令于公使之上，军事从此开始优先于政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军阀制度建立。

——摘编自鲍玲《日俄战争对二十世纪初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影响》

1842年，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个口岸。

1851年，开放北海、烟台、基隆等11个口岸。

1885年，开放亚东等2个口岸。

1895年，开放苏州、杭州、沙市、重庆等4个口岸。

19世纪90年代后：德国租借胶州湾，把山东作为势力范围；英国租借威海卫，把长江流域、西藏和新疆作为势力范围；俄国划定新疆、长城以北为势力范围；日本把福建作为势力范围；法国把云南、广西作为势力范围……美国提出中国门户全部对外开放，被列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