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关于《周易》的作者,司马迁的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作传之说在唐初孔颖达等人编撰《五经正义》前几成定论,然此说在疑经盛行的两宋时期饱受质疑和挑战。他们还改动经传文字,对《周易》经、传的篇章次第进行了再审视,并编订了很多所谓的“古本《易》”。在疑古大潮之中,部分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文字讹误、脱衍、训话及典章制度制度的考辨、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的考证等予以独特关注。宋代学者对佛家经典的新观察不是为了损害儒经的权威,而是为了强化经典与“圣人之道”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重建对经典、对儒学的信仰。
——据王长红《宋代文人笔记中的疑经思潮》
材料二:鸦片战争以来,学者们既要推倒经学的统治地位,又希望”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他们“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主要是圣贤教训、制度风俗、行为信仰,看它们到底”是与不是”“好与不好”“适与不适”。至此,经学使由定于一尊,不得非议的地位,跌落到被识别、评判和取舍的普通位置。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也就变成了根本的转向。这一转向以抨击礼教始,整理国故、文学革命终,把经学导入了纯学术的道路。
——据天祥《儒家文化的变异与转向-近代经学述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疑经思潮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疑经思潮的不同,并予以简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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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1】阅读以下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举中国万里之土壤,历二千四百年之绵暖,合数万后王卿士绅缨民庶妇孺之礼俗,所信受奉行,诵读尊敬者,岂非先圣孔子之遗教耶?夫孔子之道,本于天,人之性出于天,故因人性以为道,若男女食味被服别声,人之性也,但品而节之,而不绝之,故至易至简,而人不可须臾离其道也。苟非若婆罗门之去由出家,墨子之非乐不歌,则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非惟中国人,凡人之为人,有生我者,有与我并生而配合同游者,有同职事而上下者,则因而立孝慈友弟义顺忠信笃敬之伦行。苟非生于空桑,长于孤岛无人之地,则是道也,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非惟中国为然也,恻隐羞恶谋虑进取,人之性也,扩而充分之,以为仁义智勇之德,虽禽兽亦有是一二焉,但不能合而扩充耳。则是道也,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子教须臾而不能也。……
故灭国不足计,若灭教乎,则举其国数千年之圣哲豪杰,遗训往行尽来灭之,所祖述者,皆谓他人父也,是与灭种同其惨祸焉。何其今之人,不自爱国,乃并数千年之文明教化,与其无量数圣哲之心肝,豪杰之骨血,而先灭之欤?彼以孔教为可弃,岂知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子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
——康有为《孔教会序二》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中康有为的观点。
(要求:观点明确;运用材料中的史实进行评析,史论结合)
材料一 春秋初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采用重商政策进行改革。管仲实行“官山海”政策,国家控制盐铁等资源,由民间生产,国家收购专卖,寓税于价;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君主要“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鼓励商人“通齐国之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认为“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采取各种措施招徕优待各国商人,出现了“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局面。管仲一系列的经济举措,使齐国迅速走向富强,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
——摘编自《管仲经济思想》
材料二 重商主义诞生于15世纪的西欧,盛行于16、17世纪。托马斯·盂是17世纪英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著有《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他认为为了扩大贸易出口,必须扩大国内的商品生产,国家应该用关税政策来保护制造业发展,促进生产,增加就业。他还主张通过发展航运业来扩大对外贸易,进而增加国家财富。该书问世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其主张成为18世纪英国经济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
——摘编自《西欧经济史》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王韬首先提出“商富即国富”,以“恃商为国本”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指出;“通商之益有三,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力,游手好闲之徒得有所归,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精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欤!”郑观应的思想显得更为激进,他直接将“商业”作为武器,提出“商战”的口号,主张“兴制造”即“以通商为大径,以制造为本务”。他认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所以“振兴商务为富强之计,必须讲求工艺,设厂制造,始足以保我利权”。
——摘编自《清季重商思想新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管仲商业思想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分析17世纪重商主义思想在英国盛行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分析清末重商主义思想与西方重商主义思想的差异,并分析其影响
【推荐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重商主义,是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至17世纪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基本观点包括:一是国家主义观点。主张振兴国家经济,要求国家利用进口税、产品价格补贴、垄断外贸等手段来控制和干预经济,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外贸。二是价格观点。主张根据人口和市场价格情况,管制商品进出口贸易。三是货币财富观点。认为货币即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式,国家推行的经济政策,是为了取得更多的金银货币。四是积累金银观点。认为金银是天然的货币,国家要取得金银,必须积累贵金属,禁止金属货币输出,加强外汇管制。五是贸易差额观点。主张实行保护关税、限制商品进口、鼓励商品出口政策等。
——摘编自史件文、胡晓林《世界全史》等
材料二:萌生于19世纪60、70年代的晚清重商主义,其发展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以早期改良派为主要代表,也包括部分洋务派代表。他们通过对“重本抑末”传统的否定与批判,提出了以“士商平等”“商战固本”“以商立国”为中心的一系列的重商主义思想。晚期重商主义到20世纪初的新政时期达到了顶峰。以1901年清廷在西安宣布上谕、宣布新政为肇始,1903年清廷设立商部为契机,拉开了振兴工商实业的浪潮。清政府、地方大吏和资产阶级、人民大众振兴工商业的呼声彼此交织,构成了20世纪初重商主义的主流。
——摘编自张步先、苏全有《晚清重商主义与西欧重商主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中国的重商主义与西欧重商主义的异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与19世纪60、70年代的晚期重商主义相比,概括20世纪初新政时期重商主义的特点,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孟子(战国时期思想自由风气的杰出代表)是继孔子之后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被尊称为仅次子孔子的“亚圣”。晋朝以孔孟并举,到唐代韩愈则大倡道统说,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道统,由孔子直接传给孟子。宋儒用《孟子》配《论语》,更把孔孟这一说法固定下来。
——《中国儒学发展史》
材料二 当物质活动作为基础性的东西决定精神与制度发展的同时,后者也通过影响物质活动的目的性和倾向性来制约物质活动,使物质生产方式服从精神(或文化观念)的引导。
——《西方文明:精神与制度的变迁》
材料三 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呜呼,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1902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孟子的主要思想主张;战国的“思想自由”风气在秦、汉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请概括材料二的主要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选取14—18世纪欧洲的一例论证材料二的观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所说的“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有何具体表现?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战国时期,欧洲十四、十五世纪,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有什么相似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 20世纪初,晚清政府引进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和制度,以外国法律制度为蓝本,起草制定了一大批新的法律法规。直到1906年,清政府在内忧为患的重压下,为了配合立宪改革,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原则,改革官制。1910年,清政府通过《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规定了辩护和律师制度。1911年2月7日,清政府颁行《法院编制法》,这是清末制定并公布生效的各级审判机关组织法,完全否定了中国传统的审判诉讼制度。还通过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多部近代法典,清末司法体制转型过程中所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影响深远。
——摘编自春杨《论清末中国司法体制的转型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 1949年至1956年,新中国法制建设经历了由“破”到“立”的特殊历史时期。人民政府在司法改革中肃清了司法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在惩治贪污和镇压反革命斗争中采取了教惩结合、严打慎刑、宽严相济、详查区分的原则。1952年,掀起的司法改革运动实现了对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的有力批判,实现了司法领域指导思想、工作方法、机构性质的全面转型。
——摘编自刘莹《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制建设思想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末司法改革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建国初期司法改革的原因。
材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尤其是君主之宪思想、“三权分立”以及“人民主权”理论,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包含了“权利”。“义务”等近代政治内容的“人民”一词,开始作为政治术语而流行。“人民”已经不再是潜惜懂懂糊里糊涂、任人支配的代名词,而是拥有权力、发表意见、参与政务的新主体。辛亥革命后,其有新含义的“人民”影响更为广泛。
将“人民”本义彻底颠覆的是孙中山先生:“专制国以人君主为主体,人民皆其奴隶,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今日我正为共和国,应以人民为主体。”“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区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
上述例句中的“人民”含义与共古义已有很大差异,而孙中山先生对“人民”的解释中,某些人已经不属于“人民”的范畴,这为日后毛泽东对“人民”的阐释理下了伏笔。
当时,与“人民”表达相同意思的。还有“国民”、“公民”。“参政权问题;凡生息于一国中者,苟及岁而即有公民之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之自由也。……然希腊纯然贵族政体,所谓公民者,不过国民中一小部分,而共余农工商及奴隶,非能一视也。罗马所谓公民,不过其都会中之拉丁民族,而其攻取所得之属地,非能一视也。”“卢梭之言曰:‘主权不在于主治者,而在子公民,公民全体之意向,即主权也。社会之公民,常得使用其主权,持以变更现行之宪法,改正古来成法上之权利,皆性所欲’”。
——摘 编 自 万齐洲、 冯天瑜《“人 民”词义的变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中国“人民”一词流行的原因及影响。
(2)根据材料、概括中外历史上“人民”一词含义的演变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