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宋因大力强化征调体系开拓工商业财源，整顿两税收入，财政汲取能力较唐代大为提高。尽管北宋实行募兵制，财政支出远超唐代，但仍得以较好地维持了军费、官俸等财政支出，保障了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行。同时，北宋以更为周密和积极的财政举措在社会治理方面建立了多项新机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与之相伴的是地方财政压力和民众赋税负担不断加重。在北宋前期，军队和官僚数量尚未膨胀，财政征收及中央对地方财权的收夺尚不严苛。但北宋后期，收夺地方财权的手段－无额上供钱、经制钱及各种封桩钱花样迭出，地方财政日陷窘境。这种趋势从北宋后期到南宋不断加重，最终虽不至于如朱熹所说路州都明谕下级“不必留心民事，惟务催督财赋”，但地方财力的确在不断弱化。

——摘编自黄纯艳《北宋财政能力与国家治理》

材料二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统一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这次统一财经工作，主要是在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的管理等方面将过去一些地方权力收归中央。统一财经的主要内容为：在财政收支方面，实行统收统支，将财权集中于中央；在商业贸易方面，规定各地国有贸易机关及企业的业务范围和物资调动，使其均由中央贸易部统一指挥；在工业方面，将国家所有企业，按重要程度及规模大小，分三种办法管理；在金融方面，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金融管理和调度总机构，中国人民银行除对外汇实行统一管理外，还对所属分支机构及其他国家专业银行的存贷负有指导监督责任。1951年5月，政务院发出《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及《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等文件，重新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限。

——摘编自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企业登记管理制度在服务大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至1952年，企业登记管理工作主要围绕没收官僚资本、清查敌伪财产、扶持指导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重新登记发证、协调公私关系、严格规范经营范围、稳定市场物价等方面展开。1953年至1956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登记管理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对在流通领域中从事粮、棉、油、布等重要行业经营活动的私营企业，停止办理开业登记；对其他一些私营工商业和在整顿中不合格的企业，在登记机关的指导下，进行了关、迁、并、转。1978年以来，企业登记管理工作逐步恢复。2013年12月，《公司法》再次修订，废除了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取消了验资要求和证明。由于放宽了对公司注册资本的限制，国内有的地方出现了“1元公司”和将新注册企业的出资年限设定为100年的现象。

——摘编自施天涛《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解读与辨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