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总结隋亡的教训中，李世民和魏征悟出一个真理：“国以民为本”。李世民说：“君依于国，因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魏征奏曰：“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基于以上认识，他们确定了以“存百姓”为宗旨，以“简静”为特征，以“营衣食”为主题的治国方略。唐太宗经常派遣使者巡视各地，考察官吏，劝课农桑。为了不误农时，唐太宗还在法律中规定，“诸非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脏论”。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陈增辉《儒家民本思想源流》
材料二 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明确指出“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三民主义“便是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主张发扬光大中国传统重民思想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并按近代民主观念对其加以诠释，主张把政权公之于天下，让人民当家作主。他弘扬传统重民思想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扬它与近代民本、民主一致的成分，从而使近代民本思想、民主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找到适合它生长的土壤，让更多的人接受，变为现实。
——摘编自肖飞《孙中山民本思想探析》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已然证明，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强调：“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指出：“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突出人民主体地位，彰显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深厚为民情怀。
——摘编自潘丹尼、王淑辉《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话语的发展与创新》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太宗治国理政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积极效果。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唐太宗和孙中山民本思想的异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主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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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其乡村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秦汉时的乡里制度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到唐宋时期政府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这一阶段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官役制的转折时期，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到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官役制，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
——据唐鸣、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材料二 晚清剧烈的社会动乱，导致传统官役制下地方社会秩序难以维系，许多地方逐渐兴举绅董制。与保甲、里甲以及乡约不同的是，绅董是享有薪酬的职位。且地方绅董的治理权属远超乎其上，“地方学务、卫生事务、道路工程、农公实业、慈善事业、公营事业、地方经济……皆归绅董办理”。但绅董治理模式并不是朝廷典章制度意义上的规范体系，而是依存于地方特定情景而变通运行的一个机制。
——据王先明《绅董与晚清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历史变动》
材料三 在20世纪60年代时，浙江省枫桥镇干部创造了“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维持良好治安的“枫桥经验”，1963年毛泽东同志也亲笔批复要各地效仿，试点推广。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枫桥经验”也不断自我提升，成为了现代社会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坚持以群众为基础路线，维护社会的稳定治安，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指出社会治理正处于优化阶段，可以将其与“枫桥经验”相结合，推动基层社会良性治理的步伐。
——据刘任平《借鉴“枫桥经验”实现基层社会良性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演变的基本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绅董制兴起的社会背景及其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枫桥经验”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有何启示。
材料一 先秦时期，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已初步形成。汉代政府颁布法令免除老人赋役，设立了常平仓作为备荒仓储，且建立了报灾、勘灾和救灾等基本程序。隋朝设立义仓，南宋时期设立社仓，形成了完整的备荒仓储体系。明清时期在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设有养济院、孤老院、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民间慈善团体也日渐增多，许多慈噩组织规定对“贫困无依的孝子、节妇”要优先给予救济，对“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一律不予救助。
——摘编自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事业述论》
材料二 晚清以降，一些有识之士在与西方社会的接触中意识到中国传统救济的弊弊在于“有养而无教”，并认识“重教”的积极意义。晚清政府明确责成地方官绅体察情形，在各种养济院、清节堂中附设工艺所，“兴养立教”。民国政府逐步摒弃传统的慈善观念，代之以先进的国家责任理念，将社会救济视为“集体之生存而当为，不专为人类之悲悯而宜为”的事业。
——摘编自岳宗福杨树标《近代中国社会救济的理念嬗变与立法诉求》
(1)概括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成因。
(2)据材料二，指出近代社会保障思想的变化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本着解决急需、着眼未来的原则，把自己的社会福利思想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相结合，让全体人民更多地分享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与发展的成果，共享幸福美好生活。宋庆龄站在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高度，把社会福利与救济事业和重大社会问题相结合，把社会福利与救济事业和未来国家发展建设相结合，为中国的社会福利与救济事业引入了新理念，进而提升了中国救济福利事业的层次，并开创了全新的局面。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和联系五大洲人民友谊的纽带。宋庆龄以其高尚的情操与崇高的威望，被誉为“中国的良心”，开创了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福利事业
——据沈海平《宋庆龄在中国救济领域的贡献与作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庆龄如何开创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福利事业。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