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19世纪初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英国出现了严重的城市问题，表现为城市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加重、居民生活贫困、城市道德滑坡和建设失序。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英国政府对城市公共领域进行了干预。1835年议会通过了《城市机构法》，在178个城市中设立了济贫法委员会、卫生总局、教育部、铁道部等政府管理机构，并成立专门处理重大事务的特别委员会。到19世纪下半叶，特别委员会的活动范围扩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1868年和1875年，英国议会还先后两次通过了《工人住宅法》来解决贫民窟的问题。英国城市社会问题在多方力量综合作用下得到了初步治理。

——摘编自李明超《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及初步治理》

材料二   19世纪后期，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以“大规模，高速度”著称。城市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快速集聚对环境的破坏是非常显著的。马萨诸塞州卫生局在多次年度报告中提到该州河流被严重污染，纳舒厄河整个流域恶臭难闻，已不适合作为家庭用水供应。城市产生的大量生活和工业垃圾难以及时处理，相关的技术解决和政策立法都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巴尔的摩市在下水道建设和垃圾处理等方面极为落后，主要依靠“自然”处理垃圾——浸泡了后院和大部分未铺过的路面的雨水，最终流向小溪；住户们习惯将厨房垃圾和生活废水直接排放到大街的阴沟里。

——摘编自刘敏《19世纪美国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和对策——兼与近代中国城市比较》

材料一   通过“三线建设”，重庆建立了门类较为齐备的以常规兵器制造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工业等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至1980年，“三线”新建企业加上原有兵工厂，重庆地区拥有38个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固定资产原值达18亿元，占全市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20％。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重庆计划单列后，随着重庆城市经济活力和规模的提升，城区快速拓展。重庆于1997年第三次成为直辖市后，开始了现代城市化发展。重庆县城逐步改设为区。由县城到区的改变，给原来的县城带来了现代城市化发展。城市化由主城向周边扩散。为适应迅速城市化的大潮，重庆开始打造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当地从2009年开建的黄桷湾立交桥是该地区最复杂的立交桥之一，总共5层，匝道多达15条（现有20条——编者注），汽车可在这里驶往8个不同方向。外国投资也助推重庆经济增长。

——摘编自中央政府门户网《“三线建设”在重庆》环球网《美媒惊叹重庆25年来发展巨变》等

材料二   近五年，重庆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17年的2.01万亿元增加到2.91万亿元、年均增长5.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势见效，配套政策体系基本形成，滚动实施三批次重大合作项目、完成投资3916亿元。成渝中线、渝西、渝万、成达万高铁全线开工，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在建及建成省际高速公路通道20个。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试点任务扎实推进，机构改革顺利完成，全市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五年净增市场主体107.2万户、总量突破340万户，民营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5.9％。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运输网络覆盖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的393个港口，中欧班列（成渝）运营水平全国领先，国际航线增至109条，新增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53个，新增驻渝总领馆3家，内陆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重庆严格落实长江保护法，全面推行河长制、林长制，完成第三次国土调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041平方公里，实施地灾重大工程项目319个……红岩文化公园一期工程建成投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化拓展，6个区县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实现全覆盖。选出“时代楷模”毛相林等一批全国重大先进典型。

——摘编自《2023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