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对婴幼儿的救助始于福田院、居养院和南宋的养济院，当时并没有专门救助遗婴的机构，而是与养老、医病、救助乞丐混合在一起。对于婴幼儿的保护性政策法令早在北宋初就有，但真正专门性的婴幼儿救助机构直到南宋中期才出现，是1164年郑作肃在湖州建立的收养遗弃小儿钱米所。婴儿局是在对小儿钱米所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将常平仓米和息钱作为经费来源，并制定了具体的收养程序。从钱米所到各地的婴儿局，都是地方官员自行创建的。其运营方式逐渐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推广，促使官府明令成立专门的慈幼事业独立机构，所谓“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慈幼局成为当时慈幼机构的统称，在东南各地纷纺建立。
——摘编自邹克茹《宋代社会保障研究》等
材料二 童工问题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很长时期内困扰着整个英国社会。1789年，阿克莱特开办的3个纺纱厂中有工人1150名，童工占到总数的2/3。1833年，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工厂法》诞生，涉及童工的工作年龄、时间和受教育情况。法案禁止所有蒸汽或者水动力纺织厂（丝织业除外）雇佣9岁以下的儿童，将9-12岁儿童的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天9小时或每周48小时，并要求他们上学。1844年《工厂法》正式确立了半工半读制，使得纺织厂的童工可以工作半天学习半天。该制度不仅对工厂童工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而且使童工在工厂劳动中逐渐处于从属地位。
——摘编自王文丰《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议会立法与童工问题》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慈幼救助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英国出现童工立法的原因，并分析其与宋代慈幼救助制度的相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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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李仪祉（1882-1938），陕西蒲城人，两次留学德国。他曾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后在华北、黄河、淮河及陕西省水利机构任职，一度出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他主张在黄河上、中游地区植树造林，减少泥沙的下泄量；同时在各支流上建拦洪水库，以调节水量，并在宁夏、绥远（今内蒙古南部）、山西、陕西各省黄河流域及各省内支流广开渠道，以进一步削减下游洪水。对下游的防洪，他提出：一是开辟减河，以削减异常洪水；一是整治河槽。对此他主张采用德国水利学家恩格思的办法，即固定中常水位河槽，按照各河段中常水位的流量，规定河槽的断面，按这一标准来修正主河道，规划各种工程设施，以达到冲深河槽、淤高滩地的目标。但由于当时黄河的水文资料很不完整，李仪祉认为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施这一方案。事实上直到清朝为止，我国传统治河理论和方法都只注意下游河道的整治，李仪祉提出上、中、下游全面治理的主张是我国治河事业趋向近代化的起点。
——摘编自葛剑雄《黄河与中华文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李仪祉对黄河治理所作的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李仪祉全面治理黄河的构想在当时未能实现的原因。
材料一 19世纪初期，英国城市化带来的大规模人口集聚以及人口流动，为传染病疫情大规模爆发提供了条件，使传染病成为威胁英国国民健康的重要因素。霍乱在1831—1832年第一次袭击英国，并在以后多次袭击英国，导致大量英国人死亡。英国经过争论和妥协，通过了《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法案的重要条款如下：
序言：法案目的是改善城镇卫生条件，并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把这些城镇和地方的供水、排水、污水处理、清洁置于同一地方机构管理和控制之下。
第七条：法案规定至少十分之一纳税居民申请的城市、城镇、自治市镇、教区，或者在确定的边界内通过国家统计发现，至少连续七年死亡率超过国家城镇死亡率平均水平的地区，中央卫生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派遣卫生监督员开展卫生调查，检查地方的下水道、排水、供水、死亡居民埋葬情况以及各种居民卫生条件。
——摘编自胥志刚《试析19世纪50—70年代英国公共卫生管理改革》
材料二 1946年11月6日，英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的国民保健法案正式出台，要求建立一个新的医疗健康卫生体系，实现国家医疗资源根据需求合理地配置，以及免费的医疗卫生服务。这时英格兰和威尔士在内的1545家市政医院和1143家志愿医院被政府当局收归国有，统一在卫生部的领导之下，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人口状况，来实现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法案使医疗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改变了传统医疗卫生资源的格局，使中央和地方的医院能够在卫生部的领导之下，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医疗资源网络，保障英国民众能够得到及时的医疗卫生服务。
——摘编自孙赛《英国1946年国民健康服务法案研究》
（1）阅读上述材料，概括英国近现代卫生事业的特点。
（2）结合时代背景对英国近现代卫生事业的特点进行分析。
材料一1601年，英国颁布《济贫法》，以行政救济和收容来缓解圈地运动引发的贫困等问题。1723年，英国在各教会区设立济贫院。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自由放任理论认为对贫困劳工不宜帮扶过多，因而1834年议会通过新济贫法，迫使多数贫民走上工作岗位。……由于经济危机与二战的打击，英国越发走向“贫困之路”。1942年，英国颁布《贝弗里奇报告》，指出摆脱“贫困之路”方案，通过社会保险并根据家庭需要进行双重收入再分配；并着力形成一个以凯恩斯思想为指导的福利体系。1946年《国民保险法》和1948年《国民救助法》通过后，英国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但英国的贫困问题仍持续恶化。
——摘编自杨敏《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英国治理贫困的特点。并分析英国重视贫困治理的原因。
材料二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成功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脱贫，演绎了充分发挥中央权威理性化优势，带动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的治理贫困的模式。中国扶贫模式的探索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发展进程相一致：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扶贫减贫成效，之后经历了“大水漫灌”的普遍救济式扶贫到区别对待的区域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最终确立了发展式扶贫。中国的扶贫模式是一种基于“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而不是西方为赢得选举而安抚选民的功利手段；是一种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的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而不是西方“托底式”的功利性社会救济。中国的贫困治理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福利分配方面的政治优势，有力挑战了西方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方案。
——摘编自谢岳《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贫困治理模式的独特之处。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新时代贫困治理模式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