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门第，才德，文学），不合辄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致使街司巡检，人力难周，亦令奸盗之徒，易为逃匿。优见诸司所有官宅，多是杂赁，尤要整齐。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请准前后除准令式各合开外，一切禁断。

——《唐会要·街巷》

材料二 市中设有专门的官吏，根据城市级别和规模而不同，较大的城市有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禁察违法之事；市丞一人，掌判市事；佐一人、史一人、师三人，掌分行检察州县市。中县户满三干以上及州附郭县，置市令一人、史二人，不满三干户，不置市官。市是商人逐利之所，五品以上的官员不得入。

——黄纯燕《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十八讲》

材料三 唐代中叶以后，由于城市商业经济繁荣发展的需要，古典的坊市制逐渐被破坏，在一些城市内开始出现商贸活动，有的甚至破坏城墙而临街设店。到肃宗至德年间，人们纷纷穿破坊墙而临街设铺。这样，旧有的古典坊市制开始瓦解，新的“坊巷制”逐渐形成。

约在宋仁宗末年，“坊巷制”完全取代了过去的“坊市制”，即“街巷”成为城市居民实际聚居组织的基本单位，而“坊”仅作为名称被保留下来，其本意已完全丧失。

——摘编自杜瑜《由坊市到坊巷》

材料一   上古时期，人们只称“城”，而不称或少称“城市”。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

——摘编自徐龙国《中国古代城市与文明起源》

材料二   中国早期城市制度是由《周礼》规定的。在《周礼》之后，古代城市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着国家的权力确认。从秦汉以后到宋，中国的城市政治制度既体现为国家结构的严密，也体现为市场和社会、家庭要素的功能性导入。

——摘编自姚尚建《在城市革命之前——中国古代城市的制度巩固》

材料三   近代以来进入工业时代，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增长。中国城市发生分化，部分城市衰落，而另一部分城市因被迫开放成为通商口岸脱颖而出，如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等沿江、沿海的中等城市相继发展成为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

——摘编自何一民《试析近代中国大城市崛起的主要条件》

材料四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国家，却也较早承受了转型时期公共卫生状况严重恶化的后果，不得不摸索出一套适应域市化、工业化发展需要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最终，英国构建出一套以地方政府为核心，辅以中央政府监督引导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

——摘编自王广坤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一   扬州的区位条件十分优越，处于长江与运河“T”字型交汇处，沟通南北的运河要道和连接东西的长江是其生长发展的命脉所在。扬州居南北交通枢纽和明清两淮盐业中心的地位，使其成为沟通南北东西贸易的“四汇五达之衢”，成为长江下游地区最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之一。四方舟车、商贾荟萃，商业高度繁荣。不仅如此，运河还被赋予了更多的国家政治、军事功能，从唐朝开始，扬州就成为东南漕粮转运京师的咽喉，一直至清中叶。为了保证漕粮能顺利运达京师，历代王朝都加强对扬州的统治，并不惜巨资和代价对运河进行疏浚、整治，以保证国家命脉——运河的畅通，从而也确保了扬州在漕运中的咽喉地位和商业、贸易的繁荣。

——何一民《中国传统工商业城市在近代的衰落以苏州、杭州、扬州为例》

材料二   曼彻斯特的真正崛起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事。18世纪80年代第一家棉纺织厂在曼彻斯特诞生。到1830年，曼彻斯特的棉纺织厂已达99家。自1780年后的四十年中，拥有全国棉纺织工业的四分之一；也是原棉和棉纱的贸易中心。1830年建成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最早被清政府派赴欧洲考察的官员斌椿在《乘槎笔记》（1866年）中写道：“此地人民五十万。街市繁盛，为英国第二埠头。中华及印度、美国棉花皆集于此。所织之布，发于各路售卖……往织布大行（指工厂）遍览。楼五重，上下数百间。工匠计三千人，女多于男。棉花包至此开始。由弹而纺，而织，而染，皆用火轮法……织机万张，刻不停梭。每机二三张以一人司之。计自木棉出包时，至纺织染成，不逾晷刻，亦神速哉？”那时的曼彻斯特已从旧集镇发展为英国有数的大城市和世界棉纺工业之都。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一：从西周到西汉，礼制以室中西南隅为尊长所居、祭仪以东向为尊，故都城布局采用坐西朝东的方式；东汉以后，天子祭天之礼成为大典，定制在国都南郊举行，兼须配合举行盛大的元旦朝贺之需要，都城布局遂一变而成为坐北朝南；到隋唐时代，为了“适应规模越来越大的元旦大朝会的需要”,又设计了以都城中北部的宫城为主体的、对称的中轴线布局。都城布局又影响到州县治所城市的布局。在唐代州(府、军)治所城市普遍实行子城制度，“子城为一州政治核心，政府、廨舍、监狱皆设其间”,其次州、县普遍置立社稷坛。

——摘编自鲁西奇、马剑《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

材料二：近代中国城市人口总数及城市化率

——摘编自李蓓蓓等《中国近代城市化率及城市化分期》

材料三：天津开埠后，其租界面积相当于旧城区的8倍。此前中国的城市发展通常因政治和军事展开，中心地区多以官府衙门、庙宇和祭坛为中心。近代城市的空间布局明显呈现出了商业化的特点。此外，城市空间出现新城区、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窟)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例如，在19世纪末，北方工业中心天津的社会治安一片混乱，天津衙门根本无力控制住局面。而上海的社会问题则更为尖锐，各种帮会组织在上海滩风起云涌。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材料四：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布了一系列规划，推动城市空间高效合理的开发。政府将城市区分为不同级别：国家级中心、区域中心等，试图用行政力量推动城市群发展。政府放宽了外贸限制，给予经济特区以对外贸易宽松政策，并允许外资进入投资设厂。对个别城市的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就业体制、企业行政机制作出了一些改革，开放了一批沿海港口城市。21世纪，中国城市化由单体城市向大都市和城市群发展，建立了城市新区，崛起了一批城市群。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城市群对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摘编自孙全胜《成因分析及提升路径》

材料一 官方传统：涉及地方府县城市皆须建置官方设施，如坛庙、救济场所、学校、仓库、旌表申明设施等，对选址、规模、式样等有不同程度的要求。

民间传统：参与选址、择向、山水格局建构等工作处理人工建设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和人工建设中的具体工程技术问题。

士人传统：保障着官方法规以适当的方式落实于城市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经济状况之中，不懈追求和谐的社会秩序。

——摘编自孙诗萌《浅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三个传统”》

材料二 中国城市告别传统城市形态走向近代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中国的城市近代化发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批有别于传统封建市镇的近代城市首先在通商口岸崛起。……这些通商城市以贸易为中介，并通过强行建立租界等手段，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技术、城市建设与管理、文化样式及价值观念移植嫁接到传统城市之中，从而使这些城市走出乡村社会及文化的包围而开始了艰难的近代之旅。

——摘编自涂文学《中国近代成市化与城市近代化论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