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周王朝就有了“君权神授”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论。依照这个理论，中国古代君王建立起以宗法制度为纽带的分封制度……对待周边蛮夷国家，中国除要用强大实力使之“畏威”之外，更应以“德惠”使四夷倾心内服。《礼记•中庸》主张对诸侯和更远方的国家采用“怀柔”政策包括“厚往而薄来”的恩惠大度方针。按照儒家学说，中国君主与其它各国君主的关系，只能是天子与诸侯的君臣关系，外国来使均为朝贡者，故没有形成平等国家间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礼仪。因此，古代中国统治者认为自己不需要外交，无需常设的外交机构，只是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办理海道和陆路往来的各国事务。

——摘编自《中国外交从宗藩体制向近代体制的转型》

材料二   荷兰政治思想家雨果•格劳秀斯（1583-1645）认为，国家间的交往不应以强力作为基础，而应以各国都接受的国际法为基础，国际法的准则应该是正义和公理。1625年，格劳秀斯发表《战争与和平法》成为当时国际关系的重要法律依据，逐步为各国统治者所接受。……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召开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结束国际争端和国际战争的先例。在欧洲确立了常驻代表机关制度。……18世纪，西方各国都建立起单独的外交机构。1708年，英国通过了《外交优惠法案》，提出了外交官执行公务时不得加以阻碍的条文。1815年维也纳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外交人员等级的章程》，规定了大使、公使、代办三级外交代表制度。

——摘编自《西方近代外交体制形成》

材料三   中国外交，经历了从传统的“华夷秩序”体系向近代西方“条约体系”逐步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是对处理日益增多的“洋务”的一种被动应对，也是对建立近代外交体制的初步探索；清末“外务部”的产生，既顺应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需要，又为清王朝维持国家主权与独立形态提供了重要工具；民国北京政府外交部的成立，从形式上改变了国家外交机构，满足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形式需求……抗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中国最终废除不平等条约、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全面调整外交机构，优化结构布局，……把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的头等大事，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

材料一   鸦片战争发生后，西方人以交往不能仅仅局限在贸易层面为由，要求与中国政府进行直 接而全面的外交往来。作为自1757年就成为清朝唯一对外贸易港口的广州，自然成为清政 府的属意之地，两广总督衙门就是清朝的外交部。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的首先攻击点是广州，很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逼迫清政府将外交机构移到京都（北京），与清朝中央而不是地方当局打交道。清廷担心外使入京后会直接挟制中国中央政府， 故于1859年上谕授两江总督“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事务”。1860年10月，北京被英法联军占领，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其中要点便是“外国使节长期驻守北京”。1861年，总理衙门在北京成立，完成了清朝外交机构的转移。

——摘编自郭卫东《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外交体制的变迁》

材料二   自列强在北京设立驻华使馆后，清政府开始意识到对外遣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875 年8月，清政府指派郭高点出使英国，并于1877年1月在伦敦建立中国第一个驻外使馆。之后，驻外使馆在欧、美、日等国陆续创设。一批批公使走向世界，既体现了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日益密切，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深入和变化。公使中的大多数人成为传播西学， 鼓吹社会、政治、文化、教育改革的先锋。当列强想在中国扩大其利益时，公使直接与驻在国 的外交部门交涉，阻止或削弱其扩张的势头。在与驻在国进行的直接谈判中，驻派各地的领事们接触和了解了外国政治体制及运行机制，熟悉和掌握了国际规范与国际惯例等。

——摘编自姜德琪 《中国外交近代化内在成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