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根据“惠养乞丐法”，每年十月入冬之后，天下各州政府必须“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包括流浪乞丐）”，将他们一一登记在册，每人一日“给米豆一升，小儿半之”，每三天发放一次，从本年十一月初一开始发放，至来年三月的最后一天停止。

根据“居养法”，各州设立居养院，“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

——吴钩著：《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

材料二   清末民国的思想界进一步看清了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的弊端，在批判反思基础上，开始构建新的社会救济制度。……提出“建仓储不如推广铁路轮舟″的思想，铁路轮舟等近代交通工具的发明和创设推动了社会救济的快速发展……薛福成认为，兴建铁路，除了可以方便、快捷地将物资迅速运送到目的地，从而在救灾过程中赢得时间外，还由于需要“有修路之工，有驾驶之人，有巡嘹之丁，有路旁短送之车马，有上下货物伺候旅客之夫役”，可以大大地增加人们的就业机会，扩大人民生计。

——摘编自蔡勤禹、李元峰《试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

材料三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成功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脱贫，演绎了充分发挥中央权威理性化优势，带动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的治理贫困的模式。……中国的扶贫模式是一种基于“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而不是西方为赢得选举而安抚选民的功利手段；是种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而不是西方“托式”的功利性社会救济。中国的贫困治理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福利分配方面的治理优势，有力挑战了西方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方案。

——摘编自谢岳《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

【推荐2】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在贫困救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礼记·礼运篇》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理念的一种经典表述。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在两宋，社会互助观念业已产生。社会互助始于宗族，这是以范仲淹的义庄为滥觞。这些义庄义田，是利用其田租以赡族人。清代汪志伊在《荒政辑要》中将贫困者分为极贫、次贫，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

材料二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贫困救助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有识之士在与西方社会的不断接触和交流中意识到“盖养之者，饱暖一时；教之者，饱暖终身也！”1907年，晚清政府民政部针对从前各种善堂、善局重养轻教的弊端，明确责成地方官绅体察情形，在各种养济院、清节堂中附设工艺所，“兴养立教”。1943年，国民政府社会部次长洪兰友参与了《社会救济法》的制定，他表示：在现代社会，“人民之于国家，休戚相关，患难与共，其于救济事业，自当视为政府对于人民应尽之责任”。晚清创办工艺局，其收养对象仍根据道德要求分别上下差等：“身家清白，穷无所归者为上；本有行业，造难流离者次之；平日懒惰成性，兼有嗜好者又次之；甘心下流，近于邪僻者为下。”民国以后，则规定“年龄在8至16周岁而贫苦无依或性行不良者”均符合入所条件。

——主要摘自岳宗福、杨树标《近代中国社会救济的理念嬗变与立法诉求》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贫困救助的特点并分析实行贫困救助的原因。

（2）对比材料一、二，概括近代中国贫困救助方面有哪些变化，并给予简要评价。

材料一 宋朝建于五代十国变乱之后，加上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争战不断，难民较多，需要以社会福利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同时宋朝奉行以文立国的国策，将儒家仁政思想贯彻于一些政策诏令中，重视通过福利救济进行风俗教化。因而，官方慈善事业比较发达。与前代相比，宋朝的救济对象扩大到了社会各个阶层，政府按照财富的多寡来划分社会阶层，对其中的贫民和穷民进行重点救济。从救济项目上看，宋朝在救灾备荒的常平仓和义仓的基础上创立了专门的济贫仓种——广惠仓。宋朝还创立了多种济贫机构，其职能分工比较明确。有专门济贫的养济院，有以收治病人和养老为主的居养院，有慈幼的慈幼局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摘编自赖风林《宋朝政府性社会福利救济》

材料二 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始于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统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运动高涨，俾斯麦政权在镇压工人运动的同时，也积极促进工人的福利，改革社会弊端。面对日益迫切的社会保障需求，德皇威廉一世于1881年11月发布诏书，要求“最大限度的保障需要帮助的人”，首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构想。在俾斯麦的推动下，议会先后通过了《工人医疗保险法》《事故保险法》和《养老保险法》。这既是德国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雏形，也是世界范围内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萌芽。德国是世界上首创立法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不但历史悠久，而且体系完善，为后来德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保障与改善，社会的稳定与团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很多国家所借鉴。

——摘编自李愚昊《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