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8世纪末，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规定：凡支持革命的外国移民都可以成为法国公民，所有公民都享有平等地位，但外来移民在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特殊性不得保留。第三共和国时期，共和派通过实现普选权、新闻与结社自由等方式力图使所有人都融入法国并享有平等权利，但外来移民还是因为国籍受到歧视。1880-1930年间，法国政府通过向来法打工的外国人发放许可证的方式为亏损行业输入廉价劳动力，以此保护本国劳动力市场。1974年，法国政府采取应急性措施终止外籍劳工入境。1977年，法国决定以提供补贴的方式，鼓励业已入境的外国移民全家返回原籍。

——摘编自马胜利《“共和同化原则”面临挑战》

材料二

——摘自李明欢《“共和模式”的法国移民政策研究困境》

材料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的流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政府主导的社会人口流动和社会人口的自发流动。1958年后的两年半内，由于工矿业发展而致2500多万人从农村流出。20世纪50年代末政府发动支边运动，仅在1959年和1960年就有17个省、自治区动员和安置支边青壮年及退伍兵99.7万人。同时，“农村分配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引起一部分农村人口自由流动。在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政府从1961年开始大力精减非农劳动力和城市人口，加强农业生产。到1963年7月精减工作结束时，全国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共减少职工1887万人。在“大跃进”中被动员支边的人员也大批倒流回内地。

——摘编自赵入坤《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人口流动与管理》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动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省际流动人口不过几百万；全国流动人口小学学历占比接近40%；省际流动人口的流入地主要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迁移原因多为婚姻迁入、家属随迁、投亲靠友等社会原因。到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达2.47亿，此后流动人口数量开始缓慢下降，流动人口规模逐渐进入调整期。流动人口中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比都有明显上升。2017年，务工经商迁移流动人口比重达63.1%；2018年，东部地区净输入农民工达5398万，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都为农民工净输出地区。人口迁移流动在给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难以融入城市等问题，流出地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留守老年人的家庭养老等问题逐渐凸显。

——摘编自高向东、王新贤《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迁移流动特征及趋势》

材料一   “国民”二字在清初黄宗羲等人的言论中已出现，然而并没有持续发展。到了晚清，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的“国民”观念从西方、日本输入中国之后，黄宗羲等人业已消失的声音重获新生。晚清“国民”二字内容相当宽泛，边界并不清晰，丰富而复杂，亦新亦旧，具有鲜明的过渡时代的特征。20世纪初，“国民”观虽然包含了西方“公民”观念的某些内涵：“国民”相对于社会上的特权阶层而存在，他们被劝告要发扬公民道德，并增进共同的福祉，保有国家主人翁意识；然而，中国的“国民”并不是被赋予权利、可以向国家提出某些特定国要求的个人，而是必须在国际舞台上捍卫国家权利的一群人。“国民”不像之后更适合用来指称“citizen”的“公民”或“市民”，它并不强调国家当中的个人，而是一种集体存在。

——摘编自李孝迁《“制造国民”：晚清历史教科书的政治诉求》

材料二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族群构成的国家，三个主要族群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均是来自周边大国或文明区域的移民，其国家的建立是由于族群冲突和族群政治分歧被动成就的。因此，新加坡致力于将多源流的移民社会整合成共同认同新加坡国家的国民社会，形成一套新加坡的“民族—国家”体系、新加坡人的公民认同和新加坡多元族群文化的地方性知识。国家通过威权政治体系从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大众媒体等方面进行制度化建设，塑造共同价值观，培养国家认同。在学校、社区等场域中不断强化公民概念和国家认同，塑造“新加坡人”的概念，建构地方性知识，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和国家情怀，让每一个老百姓都有国家自豪感，有与国家休戚与共的主人翁意识。

——摘编自赵泽琳《“多元”族群与“一体”公民——新加坡多元族群治理与公民意识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