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在国际舞台上打开新局面，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参加了热那亚会议。1921年10月28日，苏维埃政府向英、法、意、日、美五国政府发出照会，指出在经济上同他们合作是本国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按照列宁的指示，苏俄代理团长契切林在会议上声明：“俄国代表团到这里来是要在互利、平等和充分的、无条件的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同资本主义各国实行经济合作。”同时指出：苏维埃国家准备在经济上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把几百万俄亩最肥沃的土地，以及一部分森林、煤炭、矿山资源租让给外资经营开发。

苏维埃代表团在列宁直接指导下，运用机智灵活的外交策略成为热那亚会议的胜利者，打开并进而巩固了和平共处的国际外交新局面。会后，英国、意大利、法国等与苏俄建立了外交关系。

——摘编自李宗楼《列宁的外交思想和苏俄的对外政策》

材料二   邓小平花费大量时间接待外宾，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宾。在与来访者的交谈中，他总是引导他们谈一些与双方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在这些谈话中，邓反复强调三点：第一，十年动乱已经结束，而且不会重演；第二，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愿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第三，中国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但中国要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

邓小平是一位外交天才。他对于全球能否继续保持和平，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在谈到中国对解决地区冲突与内部冲突的态度时，他主张用和平的手段加以解决，而不是一味地强调革命；在谈到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时，他主张对外开放，而不是自给自足。他指出南北双方建立经济关系，不但不会引发战争，反而会造成彼此的相互依赖，促进双方的友好合作。

——摘编自伊文思《邓小平传》

材料一   周王朝就有了“君权神授”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论。依照这个理论，中国古代君王建立起以宗法制度为纽带的分封制度……对待周边蛮夷国家，中国除要用强大实力使之“畏威”之外，更应以“德惠”使四夷倾心内服。《礼记•中庸》主张对诸侯和更远方的国家采用“怀柔”政策包括“厚往而薄来”的恩惠大度方针。按照儒家学说，中国君主与其它各国君主的关系，只能是天子与诸侯的君臣关系，外国来使均为朝贡者，故没有形成平等国家间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礼仪。因此，古代中国统治者认为自己不需要外交，无需常设的外交机构，只是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办理海道和陆路往来的各国事务。

——摘编自《中国外交从宗藩体制向近代体制的转型》

材料二   荷兰政治思想家雨果•格劳秀斯（1583-1645）认为，国家间的交往不应以强力作为基础，而应以各国都接受的国际法为基础，国际法的准则应该是正义和公理。1625年，格劳秀斯发表《战争与和平法》成为当时国际关系的重要法律依据，逐步为各国统治者所接受。……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召开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结束国际争端和国际战争的先例。在欧洲确立了常驻代表机关制度。……18世纪，西方各国都建立起单独的外交机构。1708年，英国通过了《外交优惠法案》，提出了外交官执行公务时不得加以阻碍的条文。1815年维也纳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外交人员等级的章程》，规定了大使、公使、代办三级外交代表制度。

——摘编自《西方近代外交体制形成》

材料三   中国外交，经历了从传统的“华夷秩序”体系向近代西方“条约体系”逐步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是对处理日益增多的“洋务”的一种被动应对，也是对建立近代外交体制的初步探索；清末“外务部”的产生，既顺应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需要，又为清王朝维持国家主权与独立形态提供了重要工具；民国北京政府外交部的成立，从形式上改变了国家外交机构，满足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形式需求……抗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中国最终废除不平等条约、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全面调整外交机构，优化结构布局，……把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的头等大事，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