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关于辽、西夏、金的制度建设辽代官职，分北、南两院，北面治宫账、部族、属国之账，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其得宜矣。重熙五年（1036年），辽兴宗亲临礼部贡院试进士。

——据《辽史》

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保留了原有蕃官体系，如宁令（大王）等官职。人庆四年（1147年）复设童子科，于是取士日甚。

——《宋史夏国传》

女真初起，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金太祖定燕（今北京），学习辽南北面官制度。金承辽后，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

——《金史》

材料二   至北宋时期，石介对当时“中国”一词的概念进行了总结性的界定……在地理上，中国是指以“九州”为主的传统意义上的汉族聚居之地，大体上就是指长城以南的黄河流域和长江、珠江流域，即所谓“天地之中”并不包括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中国之人”主要是知“礼乐”、服“衣冠”、从事种植农业的汉族，少数民族也不在其中。

——郑炜、崔明德：《辽金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材料三   辽人自称炎黄子孙，并不否认宋人也是炎黄子孙。辽人自称“北朝”，称北宋为“南朝”，认为“南朝”“北朝”是一家。金人进入中原以后，即援引“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汉儒学说和理论，自称中国，但金人并没有将宋人排除于中国之外。

——据赵永春《“中国多元一体”与辽金史研究》整理

材料四   元朝实现了全中国的统一，“中国”一词的地域意义突破九州而演变为十一行省，人民意义突破汉人而演变为汉、蒙、色目等众多民族，其文化意义演变为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兼有。而其最重大的变化，乃是“中国”主权行使，可以是汉族政权，也可以是少数民族和汉人的联合政权。元朝同时承认了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

——何志虎《“中国观”在元代的转换》等

史料一   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至于太宗，兼制中国（指得燕云十六州后，统治区域扩及中原），官分南北（官制分南面官和北面官），以国制（辽固有的制度）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摘编自《辽史·百官志》

史料二   李仁孝（西夏仁宗）在位期间（1139—1193年），重用文化程度较高的党项和汉族大臣主持国政，尊崇儒学，大修孔庙及尊奉孔子为文宣帝，建立翰林学士院，编纂历朝实录，天盛年间，颁行法典《天盛年改新定律令》。其统治期间为西夏的盛世，也是金国、南宋的盛世，三国之间战争甚少。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史料三   后来兀术到中国，掠得中国士大夫，教之立制度，定分陛，昔金人草居野处，今者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

——摘编自《宋史》

材料一   史料1

史料2   

材料二   东汉时期，在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陆续内迁。他们跟汉人杂居，学习农业生产，与汉族人民的联系日益密切，但是大多也还保持部落组织，保留自己的语言和习惯。到了西晋初年，内迁的匈奴、鲜卑、羯、氐族和羌族等族共有几十万人。

西晋末年，由于北方大乱，北方的汉族也先后南下，逐渐迁移到了长江中下游一带。据考证，当时迁居到南方的中原人有70多万。如此多的百姓来到了长江一带，使长江地区迅速变成我国另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南方也得到了极快的开发与发展。

——摘编自《中国民族关系十讲》等

材料一   在冷兵器时代，相对先进的农业民族，其军队并不比游牧民族强悍，往往是游牧民族军队更具攻击力。长城关城相连，烽火相通，居高临下的优势，可以消耗、迟滞敌军，也可作为反攻的基地，故长城对于防御游牧民族的进攻，在战术上是成功的。

长城在政治意识和军事战略上功不可没。长城既是军事防御线，也是地理上的农牧业的分界线。长城体现着文化多样性和众志成城的民族气节。

长城不仅有益于农业民族，亦有益于游牧民族。长城阻挡了游牧民族南下，减少了南北民族间的杀伐。民族间物质交流纳入和平有序的轨道。在“互市”贸易中，中原的铁器、丝绸等产品，交换北方的牛、马、皮货等，经济文化交流在长城关口处友好、公平的进行，对南北民族的社会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等

材料二   “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间华夷，兼收并蓄。”北朝的胡人君主，都有大单于和中国皇帝的双重身份。唐太宗继承了同样的传统，一身兼中国大皇帝和草原上天可汗。在“回绘以南，突厥以北”有特辟的交通路线引向长安，号称“参天可汗道”。唐朝周边的许多地区实际上仍由原来地方族群的领袖管理，他们有“大都督”“大都护”这一类的名称，甚至还加上唐室中央政府的官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