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古代，不仅形成了形形色色的重农思想，而且在农业生产方面设立了专门的官职，推广普及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其中也包括农业生产工具。汉代专门设立主管农业生产的官职，“搜索都尉”赵过组织大批的能工巧匠，对农具进行创制、研发、改进和推广，大力推行牛耕技术，使犁耕技术得到了普及与应用；唐代创制了曲辕犁；等等。这些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对犁耕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胡泽学《试论中国犁耕技术进步的推动力》

材料二   近代中国养老院的发展，其推动力一方面有历史的沿承……到了近代，这一历史惯性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则与西方国家的榜示有关。19世纪下半叶，我国近代一些思想先知，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之下，纷纷提出效仿西方，设立养老院。冯桂芬要求推行养老室等慈善救助组织。……上述倡导之外，舆论界也不断刊文，介绍国外的养老院。

——摘编自苏全有《有关近代中国养老院的三个问题》

材料三   番薯（甘薯）传入我国，名称因地区而不同。番薯传入我国的途径大概有二：一是由海路传入东南沿海的福建和广东，一是由陆路传入西南边疆的云南。番薯传入我国后在各地传播得很快，在明代后期数十年间，闽广就广为种植，江浙也开始发展。到乾隆年间，除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内蒙古及东北三省未见有番薯种植的记载之外，其他各地都已种植。由嘉庆至道光，番薯的种植在各省区向纵深发展，逐渐成为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在社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摘编自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

材料四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解决粮食问题的实践，主要是根据粮食问题产生的不同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措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到1952年，利用政权力量对粮食进行合理调配，利用市场机制使粮食得到正常流通，制定政策刺激粮食生产，加大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投入；1953年到1954年，根据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城镇人口发展的情况，采取了控制粮源的措施，制定了统购统销政策，将粮食的收购和销售控制在国家手中；1955年之后，则针对统购统销造成的农村关系紧张等问题，为了完善和改进统购统销政策，采取了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

——摘编自马双龙《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解决粮食问题的实践和经验》

材料一   犁是中国传统农具中最具代表性的生产工具。在我国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极力推行井田制，形成耒耜、沟洫、耦耕相结合的农业形态,从而使奴隶有机会在一起开发新的耕垦农具,创制了青铜犁。随着铁犁与牛耕的使用,突破了井田制的藩篱，导致了封建地主制的建立。农业生产主要是由个体农户经营的,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比较高,他们对自己使用的农具进行改进,并发明了新的农具。新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是在人口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发明、创制出来的，并在那里推行开来。北方更适合直辕犁等形制犁的使用，而南方水田更适合曲辕犁的使用。随着金属铸造技术的成熟,工程技术和制造技术水平的进步，以及人们对数学、力学等自然科学认识的提高和相关知识的不断积累,人们将其应用到农具的发明和创制过程中。

——摘编自胡泽学《试论中国犁耕技术进步的推动力》

材料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配备水平有很大进步,农业机械总动力从以前的不足 1亿千瓦提高到现在 10 多亿千瓦;联合收获机数量从 1.9 万台提高到 190 多万台，使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能力显著提高。在智能农机装备上,中国建立了农机北斗导航与智能测控信息应用平台，研发应用了智能 LED 植物工厂技术,创制了植保无人机精准施药技术与装备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农业机械化能够促进现代工程技术与农业融合,实现应用前沿技术对农业的生产、农产品加工、储运、流通及农业资源环境等整个农业产业链与产业群进行改造和重构,更加合理地配置农业资源,推进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和标准化生产。这样,才能够实现节水、节油、节肥、节药和节种,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提高农产品品质,获得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

——摘编自何璇《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