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进军岭南过程中，为解决粮草运输困难，秦始皇命监御史禄主持开凿水渠。该水渠利用湘江、漓江源头相距较近，水位差仅数米的自然条件，横断湘江，另开南、北两条分水渠…到了明代时，官员重修该水道，仍认为它“当南服往来喉舌之地。田畴之灌溉，舟楫之通塞系焉。”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兴安县志》

材料二   中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是从农具作用于农事活动开始的。农具演变是与农业的发展同步进行并相互促进的，纵观农具发展历史，铁质农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这点毫无疑问。然而农具的形态和功能在其后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只是局部的改进，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苏黎《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演化特征及成因分析》

材料一   周灭商后，疆域扩大，已经是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因而，人们心中遂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思想的初步形成。

——摘编自杨向奎《先秦儒家之一统思想》

材料二   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制土分民”，促进土地私分。其他各诸侯国的变法也类似。商鞅还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荀子则从理论上论证了私分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他还提倡“分田而耕”。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三   宋代福建兴化县“田耗于秫糯（制酒原料），岁肩入城者，不知其几千万”。仙游县“田耗于蔗糖，岁运入浙淮者，不知其几千万亿”。福州、泉州一带适宜种植粟麦的土地变成了大片的荔枝园，“一家之有，至于万株”。两浙路的苏州太湖洞庭山，“皆以树桑栀甘柚为常产”、“糊口之物，尽仰商贩”。在湖州的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兼工机织”。绍兴二年（1132年）冬，“忽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饿死”。

——摘编自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

材料一   中国古代官营手工业的管理，一直有着非常严格的制度。服役于官营手工业的劳动者，许多是民间工匠注籍匠户后世代以无偿劳役形式艰苦劳作。官营手工业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内部技术分工十分细密。有学者认为，“各种规模庞大的官营手工业，虽然都是政府的官设机构，但都具备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条件，并具备了工场手工业的基本性能”。有学者还指出，官营手工业“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其生产过程中“指挥工作”的是“由政府派遣的官吏”。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第二版）》

材料二   汉代私营手工业主要集中于盐铁业。唐代以前，私营手工业主要以农民家庭副业和城镇家庭小作坊的形式进行。唐宋以后，城乡所需的日常用具及用品也主要出自民营手工业。元朝时，民间棉纺能手黄道婆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民营手工业甚至超过官营手工业。明清时期，江南出现许多工商业市镇，一些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摘编自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

材料一   改革开放大事记—1984年（部分）

——摘自《历史》必修一、二、三

材料二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制度创新”是发展引擎，一条重要途径就是“试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的改革都是从“试点”开始探索，形成可推广的经验，最后上升为总体性的制度成果，在全国大范围铺开。这种方式把改革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与基层自下而上的创造积极性结合起来，集思广益，在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保证社会的稳定。

——摘自宋学勤《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社会》

材料一：开放后的深圳当年共与客商签订885个项目，协议投资额达51亿港元，其中中外合资合营的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903%.与此同时深圳人口激增，到1983年底就从原来的2万增至30万，蔬菜供应空前紧张。当时国家统一定价青菜0.05元/斤，深圳种菜成本是0.3元/斤。后来开放市场，让市场决定菜价，菜价飙升至1.2元/斤，后稳定在0.4元/斤。

——根据《深圳口述史》（下卷）整理

材料二：1984年春，邓小平视察完深圳来到上海，发现两个城市的反差惊人。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上海浦东地区，把中国最大城市上海推上舞台，等于向世界宣告中国改革开放将扩大范围、提高层次，继续推进。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都强调，浦东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前面。2008年，浦东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60亿人民币增长到了2007年的2750.76亿元，占上海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的进出口贸易的和外商投资总额的

——（美）库恩《中国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