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以来，“封贡制度”下的中朝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但壬辰倭乱后，中日长期处于国交断绝的状态，商船的往来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同时，由于日本不在藩属之列，故没有向清朝朝贡以便乘机直接贸易的途径。但由于中国丝织物品质优良，因此日本国内需要量极高。康熙元年（1662），荷兰失去中日贸易中介地台湾以后，进口到日本的只有在京丝、弁柄丝、波斯丝，同时，康熙二十四年（1685）日本的生丝进口特权，又被细分为白丝、黄丝、下等丝等类，并且同年生丝交易量只被分配为贸易总额的1/3，因此长崎的生丝进口贸易也急剧下降，根本不能满足日本国内市场的需求。于是，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日本需要通过与朝鲜的“中介贸易”，来获取所需的丝等中国货物。这样看来，作为一种特殊的供给途径，这条商路对日本具备独特的重要意义。
——摘编自段光达《东北亚地区各国间近代贸易关系的形成及其特点》
材料二 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东亚封贡秩序下，由中、朝、日彼此需求的丝、银、人参等物品，串结起来而形成乃至繁盛的国际商路，将区域连接成一个整体，促进了区域国际经济文化的交流，但在当时国际环境束缚下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当维系商路的物品失去往日的价值，商人们便因利益的缺失而慢下了忙碌的脚步，随着商人们为追逐商品利益而另辟蹊径，这条商路亦便渐失往日的繁华。但它曾经负载的意义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在倡导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今天，还有值得借鉴的现实作用。
——摘编自费驰《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东亚商路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7世纪末18世纪初东北亚地区商贸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东亚商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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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我国自原始社会开始采集和利用茶叶，但在唐之前，茶叶大抵采自野生茶树。随着饮茶之风渐广，茶叶消费量激增，靠采集野茶无法满足庞大的消费需求，于是，人工种植的茶园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了茶叶核心产区。从茶叶种植上看，除去岭南道韶州、容州、象州产茶外，几乎尽出自长江流域。唐建中年间，北方饮茶之风日盛，大量的茶叶需从长江流域运往北方，带来了由南至北的繁盛的茶叶转运贸易。位于大运河枢纽素有“扬一益二”的扬州，成为唐代茶叶南北运输中重要的集散地，大量茶叶通过运河运到洛阳、长安。同时周边少数民族开始依赖饮茶消解酒食，维持身体健康，刺激着唐王朝与周边国家民族的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的开辟。
——摘编自刘礼堂、万美辰《唐代长江流域的茶叶种植与饮茶习俗》
材料二 对中国茶叶的依赖引起了英国人的警觉，他们认为英国急需寻找一个新的茶叶供给源，以结束中国对世界茶叶市场的垄断。这个地方很快被选定——英国的殖民地，印度。这里有合适的气候、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土地。1848年，罗伯特·福钧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中国，深入内陆茶乡，盗取中国茶树品种与制茶工艺，使茶叶在印度得以大批量种植和生产。与此同时，工业革命的成果也被应用到茶叶的制作与运输中，尤其是大量制茶机器的出现，使此前从事制茶的小作坊纷纷转变为大工厂，到19世纪末，印度已经实现了各个环节的机械化，印度茶的产量迅速超过中国茶的进口量。印度茶不仅产量巨大，而且关税为零，这一切导致茶叶价格大幅下降，茶因此走入大众生活。
——摘编自韩红星、单依依《以茶为媒：明清中英贸易背景下茶的跨文化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大量种植茶叶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印度引种茶叶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汉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广东出发，可达东南亚和南亚。武帝时有外国使者前来进献后，武帝派译长带上黄金和丝绸出海，到这些国家交换明珠、奇石、异物。两宋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泉州和广州等地南下，可达东南亚和南亚，通今波斯湾、红海至欧洲，也可至非洲东海岸，除主干道外，还有许多支线。政府先后在广州、泉州等12处设有市舶司，专司外商货物税，还制定市舶条或市舶法。宋朝主要出口纺织品、陶瓷、茶叶等商品，外贸分官营和私营，以后者为主。
——摘编自《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些生物学家认为，自哥伦布大交换发生后，生物系统中曾经截然不同的地方都变得相似了。……“冒烟的草叶”是第一个扩散到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产品，成为大交换浪潮的浪头。大交换的影响是多方位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个历史结果是经历了15、16世纪以来一系列重大转折之后才出现的。
——据吴于廑《世界历史》【美】查尔斯·曼恩《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等整理
材料三 从历史维度看，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一代又一代“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商品和知识交流带来了观念创新，比如佛教源自印度，在中国发扬光大；儒家文化起源中国，受到欧洲思想家的推崇。在这条大动脉上，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资源、成果等实现共享，罗马、安息等古国欣欣向荣，中国汉唐迎来盛世。
——摘编自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
(1)根据材料一，与汉朝相比，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有何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海外贸易繁荣的有利因素。
(2)指出材料二中“冒烟的草叶”的传播路径，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概括15、16世纪以来世界发生的打破各国、各地区、各民族间闭关自守状态的一系列重大转折。
(3)根据材料三概括“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背景，并提炼丝路精神的核心内涵。
主题一 商业贸易的起源与发展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交换物品的场所被称作“市”，通常设在人们经常集聚的地方。商朝就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商业贸易的范围遍及商朝统治区域以及周边的地区。这时，商业主要掌握在官府和贵族手里。春秋战国时期，“工商食官”的格局才被打破。秦汉时期，货币、车轨、度量衡的统一，促进了全国的商品流通。从隋唐到两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坊市分区制度逐步瓦解，城市商业进一步繁荣，出现了纸币。元明清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出现，地域性商帮形成。
——摘编自章超主编《看得见的中国史》
材料二 行商是牙行的一种，是古代中国商业中不可缺少的存在。在唐末市制破坏之后，政府当局多利用牙行、牙人代为收税，渐渐地牙行、牙人成为历代王朝收税及维持商业秩序的手段。尤其是明朝，制定许多法律来管理牙行，牙行也承担了课税、平准物价等原本属于政府的商业管理职能。加上中国各地的度量衡不同，需要拥有丰富商业知识的牙人进行正确估价。因此，在国内商业中，牙行、牙人都是必要存在的环节，而在对外贸易中，牙行、牙人史是不可或缺。从汉代开始，牙行、牙人就在言语不通的中外商人之间扮演中介及评定价格等工作。唐代的“互人”、“互市牙郎”，乃至宋代中外互市的牙行、牙人，清代的行商等，都是中外贸易中必要存在的环节。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唤清卷（上）》
材料三 宋朝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尤其是南方表现突出。农业发展使剩余农产品大量增加，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蔗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使商品流通规模不断扩大。北宋铸币量很大，最多时高出盛唐十余倍，但仍不能满足商业发展需要，因此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南宋纸币使用更加普遍，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超出了铜钱。宋朝城市繁荣，临安盛时人口均超出百万。大城市数量激增，加上广大州县城居人口及集镇人口，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可能达到20%以上。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四 坊市制崩溃后，宋代城市管理制度也发生变化，从前的坊市区分改为厢坊制：在汴京新旧城内共分10厢，121坊，城外又划分9厢。每厢分辖若干坊，厢里也是住宅与商店杂处，十分热闹。……盛唐之后，一些城市曾出现夜市，丰富了都市的夜生活。但禁令屡颁，夜市尚未完全合法。到北宋中叶，夜市迅速发展，再也没有时间限制。日趋繁荣的夜市成为繁荣城市的又一景观。
——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第二卷）》
材料五 宋元时期是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高峰，宋朝的发展更为突出。首先，表现为宋朝经济的全面繁荣。宋朝彻底完成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海外贸易直接面对富庶的中国沿海。其次，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最后，航海、造船技术的发展与完备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宋朝的造船技术世界第一、造船能力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大大扩展了宋朝商人的贸易范围。
——摘编自代谦、高雅婷《刀锋上的商业革命》
材料六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帝国所特有的东西方之间的过境贸易，为商业的广泛发展提供了条件。穆斯林商人活跃于亚欧非三大洲，他们贩卖丝绸、香料、宝石、铜镜等等。从东南亚的苏门答腊、马来亚、印度、直到北欧波罗的海沿岸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有阿拉伯商人的足迹。我国的广州、泉州和扬州等地，也聚集着不少的阿拉伯商人。……阿拉伯帝国各族人民，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并且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摘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
主题二 货币、信贷、商业契约
材料七 交子是世界上第一种由政府发行的纸币，它滥觞于唐宪宗元和年间出现的飞钱。当时一些商人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联号，用飞钱来代替通行的铜钱作为交换工具，减轻对铜钱的需求。《新唐书》记载：“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
——陈忠海《纸币在中国古代为何难以通行？》
材料八 西方契约制度发源于古代罗马法。罗马法规定：“契约是由双方意愿一致而产生的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古罗马人把契约分为口头契约、文字契约等要式契约和实务契约、合意等非要式契约。早期罗马债务以口约为主，随着帝国的扩大和罗马商业的发展，罗马社会复杂化，要式口约已不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非要式契约逐渐兴起。罗马法中关于契约的规定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罗马法所包含的契约自由思想，对近现代契约理论和契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刘锴《论＜威尼斯商人＞中的契约法文化》
材料九 宋代以来，政府加大了对民间契约的干预，改变了唐代“任依私契，官不为理”的传统。如宋代规定田宅买卖交易后订立的契约必须报官，经由官府验证、盖官府印，方始合法。既然封建官府参与对各类契约的积极管控，那么由契约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和纠纷，也就自然由官府来处理。在宋元以后的契约中，几乎见不到“官有政法，人从私契”之类的语言。封建国家自宋元开始施行对民间契约的积极管控，目的在于增加国家财税收入。然而，这项政策却阻碍了民间各种契约关系向自由化方向的发展……这正是中国契约及契约关系的发展，直到明清也未能促使社会经济结构大变动，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乜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制度发展简史》
材料十 在古罗马，契约实践主要有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及租佃契约。在“马克西曼及其妻贝莉格卖地契”中明确运用法律来保证所买土地在“权利方面无瑕疵”。另外，在土地买卖的交易过程中古罗马的当事人双方对于价钱问题也要考虑双方的情感，即是否符合“人之常情”。基督教认为买卖过程中要遵循公平的观念，否则主会憎恶的，其直接后果可能就是信徒不能赎罪，不能上天堂。古罗马也普遍存在奴隶买卖的实践，针对在实践当中出现的争论，古罗马的法学家进行了理论探讨与解释。他们经常在实际条例中就法律事务为法官提供建议。
材料十一 汉朝以后，凡是涉及买卖、租佃、借贷等财关系和收养、雇佣、立嗣等人身关系的事宜，当事人之间几乎都要订立契约。在买卖实践中蕴含着“合意”观念，所谓的“合意”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土地买卖中的契约文书一般需要有国家公权力、人证和自身的信用担保三方面来保证双方当事人权利。在动产买卖当中，从国家、地方官员，到行会、行会的从业者，再到行业协会都非常重视交易中的公平性。在古代中国，反映契约理论及契约观念的资料较少，但契约实践通过大量古契约文书的依存，可以看到基本状态，这表明契约观念普遍存在于古代中国民间。另外，在出售土地时候，国家法律有“先问亲邻”的规定。中国传统契约文化对当代中国法治中的“本土化”与“中国特色”的建构有重要借鉴意义。
——摘编自武航宇《古中国与古罗马契约观念及实践的比较研究》等资料
✱基础测评✱(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商业的发展演变。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古代行商产生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归纳宋朝南方商业发展的表现。
(4)根据材料四，概括宋代对“市”的管理有哪些新变化？
(5)根据材料五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海外贸易发达的原因。
✱能力提升✱
(6)根据材料六，概括阿拉伯帝国商业发展的条件。结合所学，概述阿拉伯商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
(7)根据材料七，指出唐代“飞钱”功能及作用，结合所学，概述宋至明代纸币在货币体系中地位的变迁。
(8)根据材料八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罗马契约的特点及影响。
(9)根据材料八、九，指出古代罗马与中国契约制度的主要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宋元以后政府对民间契约的干预。
✱历史纵横✱
(10)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罗马和古代中国契约的异同。
(1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代中国契约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