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医学以阴阳平衡为人体生命活动的理想状态。《黄帝内经》说：“阴阳匀平……命日平人”，所谓“匀平”、“平”，相当于儒学“中和”、“和”，失中、失衡是引起各种病理状当的决定因素。宋以后，受“理先气后”的唯心论影响，对“天人”关系的讨论取代了对人体本身内部结构的探索，架空了医学的实证科学内涵。……古代中医医德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核心道德理念是医学乃仁术。儒学学风以尊经崇古为传统，儒者把医药学的产生归于伏羲、神农、黄帝等上古圣人的创造，医学经典为圣人所作，不可更改，致使中医学的发展始终不能突破《黄帝内经》《仿寒论》等古代医学经典的框架。

——摘编自谈文琼（儒家文化对中医的影响研究）

材料二近代发生在中医与西医之间的论战，其背景是复杂多样的。鸦片战争后，西医东渐。影响日大。近代知识分子认为，科学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真理体系，中医则被质疑其科学性。在近代爆发的疫病中，中医的束手无策暴露出其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落后。中西医的冲突与论争也是近代两种不同文化斗争的缩影。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是与列强侵华同步进行的，因此文化冲突与中西医论战形成了相互推动的关系。

——摘编自王晓翠{民国时期中西医论战研究）

材料一   隋末唐初，疫病频繁发生，盛唐时最低，安史之乱后135年间，发生9次，后期的7次相当严重，唐末至五代，疫灾再度频繁。当时政府采取的举措主要有：主编医学专著，普及医学知识，设立传染病坊，颁行医方，派遣官员救灾送药，加强公共卫生系统建设，注重饮食及饮水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统等。

——据张剑光《三千年疫情》整理

材料二   自欧化输入，吾国始有所谓新医学。新医学者，以最新之科学为根据者也。其言生理也，根据于解剖、组织等学，非吾《铜人图》之粗疏而讹谬也；其言病理也，根据于种姓之遗传，微生物之研究，各种仪器之测候，非若望问闻切之粗略，阴阳五行之说之惚恍也……故新医学兴，而旧医学不得不衰歇。

——蔡元培《医学丛书序》（1917年）

材料一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公元前770—公元1911年间，疫灾频度为25％，平均每4年中就有一年发生过疫灾……3—6世纪的魏晋南北朝、14—19世纪的明清是我国两个疫灾高峰期。大体而言，疫灾相对稀少的时期也是社会相对稳定、国力相对强盛的时期。中国温暖期疫灾稀少，气候越寒冷，疫灾越频繁，寒冷期越长，疫灾频繁期也越长。中国疫灾分布的总体特征是城市重于乡村，都城重于一般城市。3000年来中国疫灾区域有从黄河中下游向外逐渐扩展趋势，疫灾重心有由北向南、由东向西迁移的趋势。

——摘编自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

材料二   中国古代对疫病认识的概况

——摘编自张宁《历代疫病流行与中医防治概况》

材料三   浩劫当前（指黑死病），这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全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是连一个手下人也没有，无从执行他们的职务了；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

——薄伽丘《十日谈》

材料一   16世纪～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爆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基督教会束手无策。英国王室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合作，共同致力于防疫工作。为了防控疫情扩散，英国当局采取医学隔离、物件消毒、禁止公共集会、打扫街道、清理垃圾及捕杀流浪动物等措施，同时采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理病痛。尽管有信徒进行抵制，但政府依然强制推行。英国的防疫不仅来自欧陆防疫经验，而且也来自地方长期防疫实践，更来自医生专业性建议，是多方面智慧的结晶。在各方努力下，英国的防疫措施加快了瘟疫的消退。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的特点》

材料二   1910年中国东北发生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烈性肺鼠疫。清政府立即成立了京师防疫局和东三省各防疫机构，出台百余项法规，要求各地区必须逐日向上级机关详细呈报疫情，同时任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通过解剖疫尸，证明此次鼠疫为肺鼠疫，主要通过呼吸飞沫在人际传播。他采取隔离诊治、注射抗鼠疫血清、对公共场所实施污染源整治及清洁消毒、疫尸火化、推广使用口罩等措施。面对疫情，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平民百姓多能参与募捐。1911年3月，东北鼠疫全部消灭。庚戌鼠疫的成功防治，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机制的形成和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构建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摘编自焦润明《庚戌鼠疫应对与中国近代防疫体系初建》

材料一   1347—1351年，黑死病传到欧洲并肆虐欧洲全境，欧洲人口下降了25%—50%，多数欧洲人认为，这场瘟疫是上帝对人类原罪的惩罚。为了获得上帝的原谅，成群结队的男男女女，辗转于城镇之间，用鞭子狠狠地相互抽打，以求洗清自己的罪责，这就是鞭笞运动。

——摘编自【美】杰克逊·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

材料二   殖民者在无意之中把令人厌恶的草种、寄生虫和致命的病菌带入了美洲，当地的土著居民中间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可怕流行病。第一波流行病几乎侵袭了所有的印第安人。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有一半的土著死于这种新的疾病。

——摘编自【美】丹尼斯·舍曼等《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   1817年，霍乱病菌随着征服印度的英国军队传到欧洲。其后，通过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公路、轮船与铁路运输，在新工业化社会人口拥挤、环境肮脏的城镇和海港的人群中，霍乱等传染病迅速传播。19世纪下半叶，以提供洁净水和适当污水处理为标志的欧洲城市卫生革命无疑遏止了其蔓延。

——摘编自【英】理查德·埃文斯《竞逐权力（1815—1914）》

材料一   欧美传教士深感中国城市公共卫生问题严重。他们将传教事业与公共卫生工作联系在一起，取得的突出成就有预防天花的种牛痘技术的推广、对眼病的防治、对鼠疫等流行病的预防宣传和治疗。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则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上海租界自从成立之初，就逐步完善市政建设，建立公共卫生制度。辛亥革命后，大批海外留学生回国，带来了先进的卫生知识与疾病预防的新思想。从总体上说，民国年间多数城市都设立了专门管理公共卫生的卫生局，公共卫生事业有所发展。现代医学的提倡者们主张大力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但他们攻击传统中医知识是不科学的和迷信的，使中西医关系紧张。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殇》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体系十分薄弱。从1953年起，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到21世纪初，形成了中央、省、市和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国卫生工作走的是以预防为主的低投入、高产出、低成本、高效益的道路，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这种“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果。通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传染病大规模暴发、流行减少。进入21世纪，我国新医疗体系改革取得重要成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全覆盖。

——摘编自李立明《新中国公共卫生60年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