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湖南境内苗、侗、瑶等民族广泛分布于各府县。随着江南不断开发，汉族不断扩张，少数民族逐渐被挤压至边远山区。由于缺少足够的生存资源，加上对汉族的仇视，少数民族不时下山劫掠，单靠军队防苗很不现实的，苗患府县必须学会自卫。因而尚武之风生焉，强悍、好勇健斗逐渐成为居民社会心理的组成部分。

清代湖南原本每一宗族都有一定的分布区域，随着外来移民的不断迁入，加上已有居民的不断繁衍，人口越来越密集，这些分布区域不断发生重叠，于是争夺资源，保护既得利益对每一宗族的生存有特殊的意义。当时宗族之间争夺土地等生存资源的主要方式是以坟地或其他宗族公地为借口，而这种方式必须动员起全宗族的力量共同参与，否则就是师出无名，名不正而言不顺。清代宗族矛盾不时引发械斗等流血事件，为了在争夺中获胜，宗族内部必须团结一致，同时还要有自己的战斗力量，方能有自存的机会。因此，宗族间资源争夺培养了湖南土客居民的危机意识，有助于好勇健斗之民风的形成。

湖南地处亚热带，气候湿热，沿河、湖一带土壤肥沃，被誉为“鱼稻之乡”，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经历明末清初战乱，湖南人口锐减，存在大量的无主荒地，人民生活尚称富足。摊丁入亩之后，湖南人口急剧增加，到道光年间，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迅速尖锐化，各种社会矛盾随之而生。为了获取生活资源，农民不得不向山求地，与水争地。故拥有土地者为卫土而敢斗，未得者为求地而多争。

这种强悍之风，正是组织强大军队所需要的，只要有恰当的时机，就可以在安邦定国大业中和强大的威力。如果没有这个强悍、好勇健斗的民风，无湘不成军的奇迹是创造不出的。咸同间中国社会的动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当时政府军无能已极，地方不得不依靠自我防卫才能免于战火。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湖南知识分子对此加以引导，实现了知识分子与下层人民的结合，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实现了湖南的崛起。

                                                                             ——摘编自毛继华《人口与近代湖南崛起》

材料一   长城以南的中原、长城以北的草原、嘉峪关以西的西域，以及青藏高原四大区域共同构成中国，而河西走廊是中国若干个走廊当中唯一一个连接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的区域，所以到河西走廊，才能看到真正的中国。

——摘编自施展《枢纽》

材料二   河西地区又是一个民族文化交融创新的聚合区。特别是汉武帝以来，汉族及其农耕文化扎根于此，这里成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以及外来文明接触交流和文化创新的舞台。如敦煌、凉州成为了佛经翻译、传播的中心。而在永嘉之乱后，河西一度成为中原儒家文化的复兴基地。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在西晋永嘉之乱后，“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复经多民族、多元文化交流融通，而形成了包括河西儒学在内的具有河西特色的本土文化。

——摘编自雍际春《河西四郡及其战略地位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