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专制时代，统治者只要有能力，便无时无刻不在扩张对基层的控制权力；即使基层社会没有官派组织，也有各类代理人在执行皇权意志。中国自先秦就开始了编户入“里”，“里”的范围与功能与今天的社区相近，“里治”可被视为古代的社区治理样本。“里治”经历了“里长官任制、里长职役制和里治官僚化”三个阶段，越到后期，中央集权越得到加强。乡里制度、户籍制度与赋税制度是皇权下县的三条铁链，构成古代“家国政治”的制度基础，古代社区治理呈现出“皇权控里、绅权辅里、民治于里”的结构。受经济结构基础所限，国家权力的扩张限定在“政治性”一侧，剩余的社会治理往往处于“自发秩序”而非“自治秩序”。
——摘编自吴晓林等《皇权如何下县：中国社区治理的“古代样本”》
材料二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乡村基层社会，开辟了红色政权革命道路，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局部执政中进行了治国理政的重要探索。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基层社会，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革命生长的空间，通过加强地方党组织和新型革命军队建设有效嵌入基层社会动员群众，通过创建和领导苏维埃政权，把动员群众和改造社会统一起来，重构了以基层政权为核心、群团组织和群众武装构成的新的组织体系，开创了以群众有组织的政治参与为主要特征的基层社会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执政是通过基层社会改造来开展并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苏区政权组织体系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创建，也是基层社会改造的重要成果。
——摘编自刘一博《改造基层：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路径与成就》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改造基层的路径，并说明取得成就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古代与近代基层治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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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 时期 | 文献 | 内容 |
| 1929年4月 | 《兴国土地法》 | “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使用” |
| 1937年8月 |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 “....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
| 1947年10月 | 《中国土地法大纲》 | “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按乡村全部人口统一平均分配..…” |
——据臧平《试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政策的变化》等材料整理
材料二 1921年，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提出:在保持土地国有化的前提下,现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并给农民以选择土地使用形式的自由。1922年5月,全俄中央执委会须布《土地劳动使用法》,准许土地的劳动出祖（土地使用权的临时转让）。同年10月,全中央执会通过《土地法典》,进一步放宽了土地的出租期限和使用雇偶劳动的范围,把土地的期限是长到12年。
一一据王斯德《20世纪的世界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地主土地政策的变化，并分析影响这些变化的共同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 指出1921-1922年的苏俄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在农村改革方面的异同，并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评价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农村改革政策。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明确提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之一。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从不讳疾忌医，勇于刀刃向内，着力解决自身问题，不断进行深刻改造和自我重塑。
——摘编自金民卿《中华文明的突出创新性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品格》
材料二 改革开放至今的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一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中共十五大报告第七部分标题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长期战略目标，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主动，需要进一步从战略上研究部署文化改革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领全党全体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摘编自夏春涛《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光辉历程及深刻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运用民主革命时期的相关史实，举三例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品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光辉历程的历史意义，并总结这一光辉历程的深刻启示。
材料一 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关税、倾销等政策致使我国农产品价格暴跌，在农民极度贫困和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不当的情况下，我国出现了农业大萧条和农村危机。在近代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和强权压制下，我国农村充斥着异国资本活动。外商不仅控制着农产品的市场和价格，而且设立了压抑农民自由、造成当时民不聊生的农村高利贷。虽然以上侵略举动缓解了当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但它却是建立在践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恶劣行径之上的。当时，国内出口贸易大量减少，而进口货物的销售量也因百姓购买能力降低而减少。
——摘编自沈泽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危机的产生和对当代的启示》
材料二 中央苏区将发展农业作为主要任务来抓。苏区政府先后颁布《开垦荒地荒田办法》《开荒规则与动员办法》，实行奖励政策，对工农群众开发的荒田荒地免征3年土地税，富农拥有开发的荒田荒地的使用权并可免征1年土地税。据统计，1933年中央苏区（江西、福建、粤赣、闽赣四省）消灭荒地21万担（一担田等于四亩）。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每年都发布春耕计划，强调兴修水利。苏区政府还号召组建帮工组、耕田队以及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社等，缓解了劳动力、耕畜不足的问题。苏区党和政府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多种早谷、少种糯米，并发布消灭“禾虫”的指导办法，利用石灰等简便易得的材料，积极推广病虫害防治经验。苏区还不断改善种植技术，适当增加杂粮种植，以作青黄不接时的主粮补充。据统计，1933年赣南、闽西等苏区农业生产同比增加了15%，闽浙赣边区增加了20%，远超当时的国民党控制区域。
——摘编自邓强、段刘娇《中央苏区如何解决粮食问题》
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的农业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秦汉的乡亭制度向两宋的保甲制度转变是传统乡村治理的一大转折点。秦汉时期的“三老”是官派乡官，多由地方贤达人士充任。汉文帝曾有三老“各率其意以道民”的诏令，乡官甚至可以通过察举制度进入中央官僚系统。待到隋唐时期，优秀士人不再愿意委身乡村的琐屑工作。至两宋改制，背靠政权的保甲长在乡村的影响力不及拥有功名的士绰与基于血亲伦理的族长。保甲建制近似县级政权的派出机构，其管理者近乎沦为县级官员驱使的差役，同时还要侍奉地方士绅，“士民”常不愿充任。
——摘编自潘建雷等《权威的构成：乡村治理秩序的古与今》
材料二 1938年8月，国防最高委员会第十四次常务会议决议通过了《县各级组织纲要》，保甲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规定十户，十甲为保，执行管、教、养、卫任务。“管”就是清查户口，联保连坐；“教”除文化教育、抗日教育外，主要进行党化教育和军事训练；“养”是通过整理财政规定地价、土地陈报等，开辟财源；“卫”主要是训练壮丁以靖地方，防止共产党势力渗入。“管、教、养、卫”四者中，“管”是根本精神所在。保甲长的主要职责是征兵、征工、征粮、征款，也获得了滥用职权和从中揩油的大好机会。
——摘编自张宪文等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八卷）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说明两宋的保甲制度是“传统乡村治理的一大转折点”，并分析这一转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简要评述国民政府实施的保甲制度。
材料一 秦建立后，民众迁徙受到政府的严格管理。里耶秦简曾记载，秦洞庭郡迁陵县启陵乡徙往都乡的劾等17户民众缺少登记年龄的簿籍，都乡希望启陵乡协助查询。启陵乡回复劾等迁徙时有过文书通知都乡，启陵乡现没有记录，不知道劾等的年龄，请都乡自己询问。这份文书是启陵乡写给县廷的，迁陵县守丞批复给都乡负责人“以律令从事”，要求都乡应按照规定去查询登记年籍。……岳麓秦简中有《亡律》，对逃亡者的身份类型及“匿亡人”者有详细划分和法律处理规定。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乡里社会演变与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关于汉代迁移户籍制度，居延汉简有如下记载：
正面：“建平五年八月□□□□□广明乡啬夫、假佐玄敢言之：善居里男子丘张，自言与家买客田居作都亭部，欲取□□。案张等更赋皆给，当得取检谒移居延，如律令，敢言之。”
背面：“放行”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据上述材料，概括秦汉基层治理的举措，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秦汉基层社会治理。
材料一 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乡作为基层组织至少在西周时期已经存在。乡校，即乡中设立的教习之地，它不仅仅是培养贵族子弟的场所，还是乡人参与讨论时政之地，商鞅变法后秦集小乡邑聚为县，县政权是代表秦王朝执行统治人民全部职能的机构。县以下有乡、里和亭两种不同的政权系统。乡和里是行政机构，亭是治安组织。
材料二
| 从远古到西周时期 | 在秦人的历史记忆中，其母系先祖女修、女华出自炎黄世系，秦人为炎黄的姻族。秦人长期活动在西周的西部边疆，因善于养马，西周赐予封邑，收为附庸。直到西周末，秦人仍然是西部边陲的“游牧部落”。 |
| 春秋时期 | 秦襄公因护卫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秦人由此进入诸侯国之列。此后，秦人一再东迁，势力扩大到关中地区，成为西北地区一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然而在整个春秋时期，中原诸国一直将秦人视为夷狄并加以歧视。秦人为此深感自卑。“秦国僻陋戎夷，犹惧为诸侯笑。” |
| 战国时期 | 战国初期，秦孝公即位后，中原诸夏视秦人为夷狄。“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秦孝公深感耻辱，表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孝公迁都至咸阳，完成了其活动中心由陇右到关中腹地的重大转移。战国时期，由于秦国实力不断壮大，取代周室、吞灭群雄的战略意图越来越明显，秦国与关东六国逐渐形成紧张对抗的关系。六国人士深感岌岌可危，对秦国充满仇恨和畏惧。但是，秦人身上的“夷狄”标签，在战国晚期已经淡化，甚至消失。秦国发动的兼并战争，在六国人士心目中不是异族入侵，而是强者对弱者的征服战争。秦与六国之间已经不存在夷夏之别，秦人已经完全融入并认同华夏民族。 |
——依据彭丰文《秦人已经认同华夏民族的心理历程及其历史意义》编制
材料三 从思想文化角度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兴起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周代，士是贵族阶层的一员，他们接受教育并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其地位居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少部分的士跻身于卿大夫的阶层，大多数人则降入庶人的行列，成为士农工商的一分子，这是士人的主要来源。此外，王官下降、庶人上升也增加了士人。士人既在本邦国“学而优则仕”，也在各诸侯国之间流动“仕无定主”。随着君主对于士的重要性认识的提高，养士之风逐渐盛行。
——整理自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社会基层管理方式的变化及产生的积极作用。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人活动空间的发展变化的特点。概述秦人融入华夏民族的历程及历史意义。
(3)依据材料三，概括士人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士人兴起”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