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对血吸虫病极为关注。1956年毛泽东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1957年卫生部在上海设立了血吸虫病防治局，统筹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业务领导。随后，各级地方防疫机构和组织也相继建立，实现了专业防治组织的全覆盖。在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下，血防工作很快走上了法制化轨道。各疫区都把查治病人作为血防工作的重点任务，本着农闲治劳动力，农忙治妇女、儿童和半劳动力的原则，分期分批就地治疗；治疗方法则是根据病情不同而展开。在救治的同时，还利用各级媒体报道、诉苦活动、影视科教片等手段展宣传，号召民众鼓足干劲，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经各级政府和疫区民众的努力，短短几年就取得了巨大成就。

——摘编自李向东《建国初期政治隐喻下的血吸虫病防治》

材料二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有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摘编自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一   1918—1919年爆发的大流感是一场世界性的灾难。这次流感1918年春从美国开始爆发，随即通过赴欧洲参战的美国士兵传播到法国，进而蔓延到整个欧洲，扩散到全世界。为防止造成恐慌影响战事，美国政府隐瞒疫情，直到8月才承认流感，导致民众对流感形势误判。军队与普通民众之间医疗资源不平衡，政府不得不建立临时医院，征调民间护士、医生、医学专业的学生进入医院。政府虽然采取了关闭学校、保持街道卫生、提倡良好的卫生习惯、戴口罩、检疫隔离等干预措施，然而群众组织的“为自由而战”大游行导致流感大爆发。大量尸体无法得到及时的处理，不仅促进了病菌的滋生与传播，也成为人们心中的阴影之一。

——摘编自邵逸舒《1918年大流感对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影响》

材料二   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三个月内就有4万人感染鼠疫而死。清政府任命伍连德为东北防疫总医官，全权负责东北的防疫工作。伍连德亲自解剖疫尸确定疫病根源，组织力量从源头灭杀病毒。他在政府的配合下征用学校等建立临时医院，将患者和疑似病人与外界进行隔离，对于不肯照章办理者进行惩罚。对于带菌疫尸，进行火葬以消灭传染源。为了阻止病源向内地扩散，伍连德果断切断入关通道，在火车站设立防疫检查点进行检测。他亲自向民众传授疫病常识，设计“伍氏口罩”。仅用时4个月，东北鼠疫被消灭。1926年霍乱横行亚洲时，东北在伍连德的领导下幸免于难。

——摘编自周春雷《伍连德对东北鼠疫的控制践行》

材料一   西周设巫祝，负责驱除疠疫；人们通过表演“傩”戏，取媚神祇。西汉元康二年宣帝诏：“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东晋葛洪著《肘后方》，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最早记载天花、恙虫病。《唐律疏议》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明代隆庆年间宁国府天花流行，当地医师用人痘接种法进行防疫。英人琴纳发明的牛痘接种法于嘉庆十年传入我国，并逐渐取代人痘接种法。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防疫资鉴》

材料二   与中世纪相比，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呈现明显世俗性特征。在伊丽莎白女王（1558—1603年在位）前，英国深陷内乱，中央政府无力应对疾病，防疫措施很大部分来自欧洲大陆国家的经验。为应对1665年大瘟疫，尽管有信徒对防疫措施进行抵制，伦敦市政当局强制推行诸多措施来防控疫情扩散。后来英国王室专门在牛津大学建立国家公共卫生指导中心，为国家防疫减灾提供医学咨询。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材料三   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表示：“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支持和帮助。”多家海外媒体在报道中指出，中国为应对疫情采取的措施快速、高效、有力。德国《世界报》网站刊文指出：“面对紧急形势，中国制度发挥出巨大效力。”

——摘自《人民日报》及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