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代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医学博士，平时在地方巡医治病救人的同时进行医学教育，唐玄宗时期制定《广济方》，要求地方官员将其中常用的药方抄写下来，张榜天下，便于在疫情暴发时照方抓药，及时治疗。唐代政府设坊隔离，各州县设立“病人坊”，对病人收容、隔离、治疗，有效切断传染源，集中力量救治病人。唐代各级政府要求及时掩埋因疫致死尸体，禁止病人家属乱抛尸体，督促和鼓励家人将死者掩埋，有效防止通过尸体的疾病传播。

唐代中央政府会在暴发疫情之后调拨粮食发给地方或开放义仓赈济灾民，同时酌情针对灾情大小减免当地百姓的赋税，用以安抚民心维持社会稳定⋯⋯《册府元龟》中记载：“其有一家长大者皆死，所余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至夭伤，长吏勒其近亲收养，仍官中给两月粮，也具都数闻奏。”官府规定了对遗孤的近亲收养制度，而且会予以补助两个月的口粮，用以保障这些遗孤。

——摘编自代有利《唐代防疫体制及启示》

材料一   随着法律建设的长足发展，唐代医疗卫生管理呈现出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趋势。唐高宗显庆年间“征天下郡县所出药物”，形成了国家权威性药典《新修本草》，规范了地道药材的供应，《唐律疏议》还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诸以毒药药人及卖者，绞”。唐代的统治者对于工匠、奴婢和囚徒的医疗卫生管理作了严格规定，“诸如丁匠、防人、官婢等底层民众，在服役或奴婢属官等情形下，若有疾病，主管之人应当送其就医，否则对主管之人处以‘笞四十’的处罚”。《医疾令》也规定“诸医针师，医监、医正量其所能，有病之处，遣为医疗”，中央与地方相配合，开展日常工作，进行州境巡疗，储备药材。

——摘编自王翔《唐代医药卫生法制中的人文关怀》

材料二   宋代诏令对骗取钱财、陷害生命的不法行医活动予以严令禁止，从最初的教化逐步过渡到“以故杀伤论”的有明确量刑标准的严惩。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诏令“民有疾而亲属遗去者罪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初置养病院”，特别实行“安济法”，以确保医疗效果。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除京师设立太医局外，宋廷又在地方设立了相应的医学教育机构，由各地的医学博士负责当地医学生的教习，这是地方医学机构的雏形。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宋廷在京师设立了“熟药所”，掌控药材的采买、成药的制作和销售，“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门又有官，药成……出售则又各有监官”。

——摘编自胡玉《宋代面向民间推广医药的有效尝试》

材料一   西汉前期，政府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疫病甚少流行。及至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和大量商贸活动的开展，疫病开始猖獗。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平帝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东汉防疫除沿袭西汉的减免田租外，还开仓放粮，巡行赐药。六朝（指以今南京为京师的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疫病流行至少74次，一次死亡10余万人的大疫，晋代就发生了两次。北魏显祖皇兴二年（公元468年），河南大疫，死亡人口达十四五万。这一时期，政府多向官员施散医药，北魏政府还设立医馆、医坊，为民治病。政府还公布了一些防疫药方供百姓使用。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抗疫启迪》

材料二   突如其来的“黑死病”使欧洲人心惶惶，直到15世纪晚期，一份德意志手稿上还写道，“聪明的大夫有三条使我们远离瘟疫的黄金规则：迅速离开，走得远远的，不要急于回来”。外来移民、流浪汉受到歧视和迫害，其中犹太人受害最深。1399年疫情期间，米兰公爵詹加莱亚佐要求对病人和死亡人数进行统计，以日报形式呈交他本人，并向社会公布统计数据。这一制度也随即被意大利其他城市借鉴和采用。严格的隔离措施给意大利带来了安全，但也给意大利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这引起了商人和依靠日工资生活的雇佣工人的不满。为了缓解防疫和经济生活之间的矛盾，意大利在15世纪中后期引入了健康通行证制度，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人和货物可凭证通行。之后，随着“黑死病”反复发作，应对危机的临时委员会逐步转变成常设的公共卫生署。意大利卫生署有处理相关事物的绝对权力，卫生署颁布的条例具有法律效力，他们还可以对不遵守防疫条例的人使用酷刑。

——摘编自向荣《“黑死病”与意大利和英国的抗疫》

材料一   19世纪80年代，德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1935年，美国颁布《社会保障法》，标志着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最终确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率先构建了包括家庭津贴、养老、疾病、失业、伤残和死亡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大大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此后，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以及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建成了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全民就业、社会保障和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但是，过度的社会保障，加大了国家财政支出的负担，容易助长懒惰行为，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工作动力，效率低下。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等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开始向近代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赈济制度已经衰落，传统的家庭救济模式也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化。中国近代社会立法工作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已经略见成效，例如1915年仿照欧美《济贫法》制定的《游民习艺所章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福利立法，则以1943年《社会救济法》为其典型，将社会上极度贫困的弱势群体与受灾民众作为优先照顾的对象。由于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社会福利立法产生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摘编自聂鑫《近代中国社会立法与福利国家的建构》等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劳动保险法规，至1957年，“初步建成了以国家责任为主体，覆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生活方方面面的福利制度”。改革开放后，以城乡统筹为特征的社会福利制度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社会福利制度从城乡分割到城乡全覆盖，努力实现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保障。

——摘编自胡晓义《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