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以农村、市镇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手工棉纺织逐渐成为上海地区经济中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无论东部产棉区，还是西部产粮区，普遍盛行手工棉纺织。有资料表明，明万历年间上海县30万城乡人口中，大约有20万人从事手工棉纺织者及有关的经济活动。据估计，如果以现今上海地区范围为，其棉布年生产量，明后期大致在3000万——3500万匹，清中叶可能达到4500万——5000万匹。明中后叶上海棉布的国内市场已经北至九边、山陕、京师，南到江广、滇路、闽粤，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摘编自张忠民《区域发展与经济支柱产业：以明清上海地区为例》

材料二 光绪初年的《嘉定县志》载，“吾邑土产，以棉布为大宗，纳赋税，供徭役，仰事俯育，胥取给于此。近来货日滞，价日贱，故民日困……自洋布盛行，土布日贱，计其所赢，仅得往日之半耳。”嘉定县钱门塘乡的“居民向以花布为生。同光年间，男耕女织，寒署无间。迩来沪上设有纺织等厂，女工被夺，几无抱布入市者。

——摘编自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

材料三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为适应城市功能转型，上海国有纺织企业进入了长达20多年的大规模调和战略转型。上海纺织集团通过产业结构、企业结构、资本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大规模调整，不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集成优势、锐意创新，全国布局、海外发展，目前已经成长为一家以科技为先导，品牌营销和进出口贸易为支撑，以纺织先进制业和时尚产业为核心，拥有较完整的纺织服产业链、集贸科工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国，跨国企业雏形已经基本形成。作为中国时尚纺织产业的领军者，经过创新转型，上海纺织集团拥有了多个“第一”、“唯一”和“领先”。

——摘编自严伟勇《上海纺织：在转型升级中实现华丽转身》

材料一 近代早期（1500~1750年），英国海外贸易由弱到强不断得到发展。16世纪30年代，从诺里奇、布里斯托尔等地出口的呢绒，成功地在欧洲市场与意大利的纺织品竞争。16世纪中后期，低地国家在英国呢绒贸易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英国海外贸易的伦敦一安特卫普模式逐渐形成。从1585年到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英国在北美相继建立了6个殖民地，以新英格兰为代表的北方殖民地发展起来的渔业、造船业和运输业，对英国、西印度和北美的三方贸易起到了平衡作用，英国建立了广阔的大西洋商业贸易体系。18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对欧洲的进口贸易比重下降到44%，殖民地贸易则在17世纪中期后的一个世纪里增长了近5倍，殖民地开始在英国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摘编自孙燕《近代早期英国海外贸易的兴起》

材料二 清代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演变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所造成的。顺治十三年（年），清廷颁布禁海令，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确定以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为对外贸易港口。据统计，乾隆十八年（1753年），即使海关收入达95万两，但是与田赋收入相比，无论从商业还是财政需要来说，均对朝廷没有太大的吸引力。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西方殖民者所表现出的海盗侵扰，极大地加剧了清廷对“外夷”的防范心理。18世纪后半叶起，陷入封建统治危机之中的乾隆皇帝，把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保证“小人不得勾串滋事”。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出台《防夷五事》，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严格意义上的闭关政策就此开始。正如马克思所说：“与外界完全隔绝，这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

——摘编自王超《清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材料三 从新中国对外贸易6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变革与增长是中国对外贸易60年前后一贯的历史实践。2012年.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出口的平均增长仅为1.5%，但中国同期增速接近8%。2008年后，中国商品进口经历了从以工业品为主到农产品和高技术类商品并重的变化，粮食、飞机和汽车的进口分别增加1.18倍、1.8倍和2.95倍。在推行新型城市化过程中，近年来中国进口大豆、玉米等农产品数量均大幅增加，整体粮食进口量占产量比重达14%，相比2008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对外贸易格局的变化是对内促进消费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对外推进经济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对未来经济、政治的意义无疑也将是深远的。

——摘编自曹阳《中国对外贸易的新格局》

——摘编自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摘编自李侃、李时岳等著《中国近代史》

——摘编自《文史博览》（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