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传统文化该如何发展以适应现代化进程的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儒家重道德”、“墨家尚功利”、“法家重法权”、“道家重自然”等传统都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应该“改变传统原有模式,将其中有生命力的因素加以改造和重新组合,使之与现代化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
也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中有重农抑商的观念、因循守旧的意识、泛道德主义,官贵、人治等观念,这些与现代化相冲突。“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可能直接通向现代化,跟现代化扯不上关系”,“传统文化不如西方文化”。
--杨宁一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评价材料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展关系的一种或两种观点。(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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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近代历史演进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农牧对峙不再成为中国历史的主题,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转变为自觉的民族。近代以前,中华民族处于自在的民族状态。历史上中国范围的民族关系,在经济文化趋于一体化的同时,往往出现政治上的分化与隔离倾向。这是与农牧对峙格局密切相关的。农耕地带,基本上是汉族聚居地区;游牧地带,则基本上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而数千年交融形成的内在联系和一致性,由于当时在中国范围之外还没有出现一个真正足以威胁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力量,中国各民族尚不能对之有自觉的认识。
西方势力的到来,中国被纳入世界范围之中,表现为农牧对峙形态的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不再成为历史的主题,而让位于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即中国民族与外国民族之间的矛盾。为反抗外来侵略势力的压迫,中国范围内各民族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变得突出起来,统一性空前提高。中国“大一统”的领土主权意识和整体民族精神逐渐得到自觉的体认,作为中国范围各民族之“共名”的“中华民族”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人内求团结,外争独立于世界的一面旗帜。
——甘霖《变局——前11世纪以来至21世纪中国区域发展与社会变迁》
评述材料中关于近代“中华民族”的观点。
(要求:围绕材料中的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开创了撰写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的体例,展现了匈奴、东越、南越、西南夷、朝鲜和大宛等少数民族(有些超出国内少数民族的范围)的风貌。《史记·匈奴列传》曰:“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语言为约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披旃袭。”……十六国时,匈奴人刘渊曾拜儒者崔游为师,“《史(记)》《汉(书)》诸子,无不综览”。他在称汉王之前,宣称“大禹出于西戎,(周)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称汉王时,他又以汉朝的继承者自居。
——摘编自陈琳国《论中国古代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二 1901年10月,梁启超发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提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梁氏同时指出,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入了民族帝国主义时期,而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1902年2月~4月,梁启超又在《新民从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王先明《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界标》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司马迁的民族观,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民族主义的新内涵并说明其产生原因。
材料一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孟子(战国时期思想自由风气的杰出代表)是继孔子之后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被尊称为仅次子孔子的“亚圣”。晋朝以孔孟并举,到唐代韩愈则大倡道统说,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道统,由孔子直接传给孟子。宋儒用《孟子》配《论语》,更把孔孟这一说法固定下来。
——《中国儒学发展史》
材料二 当物质活动作为基础性的东西决定精神与制度发展的同时,后者也通过影响物质活动的目的性和倾向性来制约物质活动,使物质生产方式服从精神(或文化观念)的引导。
——《西方文明:精神与制度的变迁》
材料三 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呜呼,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1902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孟子的主要思想主张;战国的“思想自由”风气在秦、汉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请概括材料二的主要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选取14—18世纪欧洲的一例论证材料二的观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所说的“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有何具体表现?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战国时期,欧洲十四、十五世纪,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有什么相似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 19世纪后半叶由李鸿章、曾国藩等倡导的学习西方的改革,打破了儒学在知识和精神领域一统的局面。而20世纪初清政府兴新学、废科举,逼使孔子和儒学在知识领域退居次要地位。而辛亥革命皇权政治的瓦解,使孔子儒学失去政治上强有力的保护。这以后,即使没有新文化运动,孔子和儒学在精神领域的沦落也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其基本原因,就是儒学中没有产生有效的抵御列强侵略和强国的有效办法。
——迟云飞《近代中国孔子和儒学地位衰落的进程及其必然性》
材料二 在欧洲启蒙运动中,正当法国进步思想家们从旧的神人关系向新的人人关系过渡,而急切寻求新的思想、新的视野的时候,中国文化恰恰被传教士们介绍过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开始了对法国的传播,为启蒙思想家们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和特权,在思想上反对宗教神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和极其有力的思想武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便引用过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摘编自吴星杰《中法文化交流与儒学在法国的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儒家思想在西汉和近代中国不同社会地位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学西传的原因及其对近代欧洲的影响。综合上述材料概括影响儒家思想发展的主要因素。
【推荐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从1915年到1927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爆发了一场东西方文化论战。这次论战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触及问题之深和延线时间之长实乃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前所未有。
材料一东西文化论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辛实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为中国这个东方古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契机,但由于没有从政治、经济上彻底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更没有在思想文化领域铲除封建势力的根基。辛亥革命的成果只是昙花一现。民主共和的命运会怎样?国家的出路在哪里?迫切要求人们进行思考和作出回答。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派与杜亚泉、章士钊、梁漱溟等东方文化派之间引发了这次东西文化论战。
——摘编自谭双泉《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
材料二从1916年起,《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连续发表文章种击新文化运动,他认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文明,正是以教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直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对此,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给予了反驳,陈独秀指出: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文明,显然已胜过中国文明,不输入欧洲文化,固有的文明能保民族竞存于20世纪吗?“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取西洋的新法子”。章士钊、梁启超、梁漱溟等人指出。中国不应该盲目仿效“病态”的西方文明,而应该发扬光大本国固有的精神文化,中国文化在精神上优于西洋文化,全世界都将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此时胡适、吴稚晖等人仍然坚持其反传统主义的西化立场。
——摘编自李佩《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西方文化论战发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东西方文化论战。
材料一 西塞罗认为人类由自然法联结成一个共同体,所有人就都应当是平等的,都是整个宇宙共同体的.成员,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平等的,突破了城邦时代人与奴隶、公民与非公民、本邦人与外邦人之间的界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唤起了人们长达数世纪的理性自觉,以人为中心,反对等级特权和禁欲主义的主张冲破了封建专制主义和神学的统治,张扬了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的意识,促进了个性的解放。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还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大力提倡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德育内容,如勤勉、守信、坚忍、自制、进取心和冒险精神等,提出顺应人的天性、注重榜样示范和受教育者的自觉性与兴趣等新的德育理念和德育方法,从而为近代意义上公民的诞生做了思想上的准备。17、18 世纪是公民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与古希腊罗马的公民理论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17、 18世纪的公民还在范围和数量上得到了拓展:公民身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法律规定只要是国家的居民,不论等级、家庭出身和财产多寡,原则上都是公民,体现了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其次,公民之间的关系通过法律得以调整,法律是人民利益的体现,人民通过法律来保障自己的利益与权利不受侵犯;再次,在近代国家中,公民是国家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在必要的情况下,公民有权推翻破坏契约的政府;最后,从公民及公民权利发展的动力源来看,主要是通过社会运动和革命战争的形式,使公民及其权利的范围得到了扩展,如英、法、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使原来封建专制制度下的臣民获得了资产阶级国家公民的身份。
——摘编自张博颖、陈菊《西方公民观和公民道德观的历史演变》
材料二 在1914年的日记里,胡适批评道:“亡国之根:吾国之家族制,实亦有大害,以其养成一种依赖性也。”后来,他陆续以嘲讽口气写下了《差不多先生传》《麻将》,希望找出国人“日用不知”的各种毛病,引起对“旧的文学、政治、伦理”的警惕。此外,胡适还指出:“今日的贫民社会……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在《我的信仰》中胡适则表示:“人生最神圣的责任是努力思想得好。”所谓“思想得好”,就是不依傍、不盲从。而1919年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胡适又提出,国民意识中当包含一个新态度,就是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注:胡适留美时导师杜威的主张)的“评判的评判”。从“五四”前后到1932年的十几年间,胡适一直在大声疾呼“科学”,强调只有用科学的精神教育国民,国家才能强大。
——摘编自朱承《胡适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塑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方公民观的内涵,并分析其历史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胡适国民观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