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近代历史演进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农牧对峙不再成为中国历史的主题,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转变为自觉的民族。近代以前,中华民族处于自在的民族状态。历史上中国范围的民族关系,在经济文化趋于一体化的同时,往往出现政治上的分化与隔离倾向。这是与农牧对峙格局密切相关的。农耕地带,基本上是汉族聚居地区;游牧地带,则基本上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而数千年交融形成的内在联系和一致性,由于当时在中国范围之外还没有出现一个真正足以威胁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力量,中国各民族尚不能对之有自觉的认识。
西方势力的到来,中国被纳入世界范围之中,表现为农牧对峙形态的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不再成为历史的主题,而让位于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即中国民族与外国民族之间的矛盾。为反抗外来侵略势力的压迫,中国范围内各民族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变得突出起来,统一性空前提高。中国“大一统”的领土主权意识和整体民族精神逐渐得到自觉的体认,作为中国范围各民族之“共名”的“中华民族”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人内求团结,外争独立于世界的一面旗帜。
——甘霖《变局——前11世纪以来至21世纪中国区域发展与社会变迁》
评述材料中关于近代“中华民族”的观点。
(要求:围绕材料中的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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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在金军的不断进攻下,南宋王朝长江以北的土地几乎丧失殆尽,特别是中原之地的丧失,使得人们心目中的以占据中原而主导“天下”的观念被打破。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南宋政权,在女真族金政权的军事打击下,出现了刘豫“大齐”伪政权的篡贼,更不乏主张妥协投降、一味退让的投降派乱臣,内部秩序面临崩溃。在民族政权的不断侵扰下,上至统治阶级,下至贫民百姓,对于金政权的反抗一直贯穿整个南宋。民族政权割据的现状使得朱熹承认了“民族国家”存在的事实,但在他看来,在这些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天下”格局中,南宋,也就是他所说的“中国”,依然是“天下”格局中的“正统”。朱熹不光在政权对称中自称宋为“中国”,而且还往往用“朝廷”来和少数民族政权对称,如“灵州属朝廷,又在西夏之外,为西夏截断,叉以兵国之,使不得通朝廷”。并且将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进攻视为叛逆,“亮入寇时,刘信叔在扬州”。
——摘绢自黄太勇《朱熹民族观研究》
材料二 对民族和种族间的关系的认识,梁启超在“群”思想的基础上,先是提出“合群、保国”的言论,然后引进西方的“民族”概念,同时,他看到了民族与种族的联系与区别,提出“中国民族”一词,最后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而为了团结中国各族民族,梁启超反对排满的种族革命,进一步提出合汉、满、回、蒙、苗、藏的“大民族主义”的建国思想。有学者曾言:“梁氏思想在近代中国急需民族观念的关键时刻提出来,它对于培养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反对外来侵略,推动民族觉醒,促进国家独立,有开路先锋之功。
——摘编自刘芳《梁启超民族观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朱憙的民族观及其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民族观与朱熹民族观主要目标的不同,并简要说明梁启超民族观对近代中国政治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宋太宗在即位诏书中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之为制,纪律己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宋代士大夫们在谈及国家的政治取向、制度原则时,经常与“祖宗之法”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祖宗之法”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两宋对于“祖宗之法”的强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宋代中央集权的活力与僵滞①,权力机构的分立与集中②,文武制衡关系的形成③,乃至赵宋王朝的兴与衰④,处处都会遇到所谓“祖宗之法”的问题。
——摘编自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
(1)依据所学知识,在标示的①②③④中任选两点,予以说明。你如何评价宋朝这种特别重视“祖宗之法”的政治取向?
材料二 在启蒙运动中,“人们逐渐相信,当前人类活动的各方面已非过去所能比拟,将来在各个领域注定会出现没有止境的进步”。(P.L.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由于人类是可以改善的,因此他们认为变革和进步可以逐步改良社会……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制度必须进行改革”。(P.T.马修斯等《西方人文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的上述政治理念的影响之下,19世纪的欧洲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变革。19世纪欧洲政治变革大事记
年代 | 事 件 |
1830年 | 法国七月革命,建立七月王朝,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
1832年 | 英国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获得更多议席 |
1848年 | 法国二月革命,建立第二共和国 |
1861年 | 撒丁王朝基本统一意大利,实行君主立宪 |
1867年 | 英国议会改革,城市工人获得选举权 |
1871年 | 德意志统一,颁布德意志帝国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 |
1875年 |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男性公民均获得选举权,法国共和制度最终确立 |
1884年 | 英国议会改革,农村工人和矿工获得选举权 |
材料三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宣称: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了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而按照自己的理想假托先王的言行写出来的宣传作品,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改革。康有为以此证明孔子也是一位维新派,并打着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要求进行社会改革。康有为认为,事情是向前发展的,远的、旧的必将败亡,近的、新的终将兴起,因此,就要变法维新。这样,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理论就冲击了遵守旧法、恪守祖训的顽固派。
——李斌《顿挫与嬗变:晚清社会变革研究》
(3)依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简述康有为对待“祖宗之法”的看法,简要评论这些看法。
材料一 从康有为的思想发展来看,1888年在他第一次向清帝上书以前,他主张古文经学。他著《何氏纠谬》,从古文经学的立场,批判了今文公羊学大师——何休。康有为对孔子的评价也不高,认为“孔子虽圣”,只是搜集遗文,退而讲学。不过,他和一般汉学家不同,他尊事周公,酷好《周礼》,其目的是想从古文经籍中寻找可资经世的东西,学周公“定新制以宜民”。1890年,受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影响,康有为开始从今文经学中寻找变法依据,并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
——摘编自姜林祥《中国儒学史:近代卷》
材料二 《新青年》反孔批儒,(新文化运动)乃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史事件之一、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陈独秀是新文化反孔教运动的领袖。他对孔教的判断,诸如孔教与现代生活不合、与共和“绝对两不相容”、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由此而生之忠孝节“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等,长期以来,构成了新文化话语体系对孔教的论述要点,也形塑了至今为止大部分国人对儒教的基本观感和认知。
——摘编自彭春凌《〈新青年〉陈独秀与康有为孔教思想论争的历史重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康有为对经学和孔子态度的变化及其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陈独秀对儒学的态度及其背景。
材料一(梁启超等13位弟子联名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即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冯自由《革命逸史》
材料二梁启超于(1903年)5月16日至21日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及其总统选举过程作了认真的考察,……随后他又比较英国与美国两种政体的选举制度说:“英国但求党员在议院中占多数耳,既占多数,则其党魁自得为大宰相而莫与争;……美国反是,胜败之机,专在一着,夫安得不于此兢兢也。”于是他得出结论说,“美国争总统之弊,岂直此而已,其他种种黑暗情状,不可枚举。吾游美国,而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若夫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
——郑海麟《从<新大陆游记>看梁启超思想的突变与还原》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的政治主张有何变化,分析这一变化的历史背景。
(2)材料二中梁启超的主张是其思想的“突变”还是“还原”?它实际指什么?根据材料概括梁启超持该主张的理由。
材料一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
材料二 (董)仲舒复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珠(异)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那些)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避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一致)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应“遏人欲而存天理”。
材料四 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争夺。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等级)说也。
——赵清、郑城《吴虞文集·陈独秀复吴虞信》
回答:
(1)材料一体现了孔子怎样的思想?
(2)根据材料二,概括董仲舒的主要政治思想,并指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政治主张的原因。
(3)材料三是谁的观点?其观点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4)结合材料四和所学知识,说明孔子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如何?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指康有为)自编年谱》等
(1)指出材料一所反映历史事件的背景。康有为等上书内容是什么?其结果如何?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2)材料二中的各界上书目的是什么?涉及哪些人?材料所述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3)评析材料一、二论点所依据的不同类型史料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