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粮价越来越便宜。开元十三年（725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州）、齐（州）五钱，栗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有户615万多，人口3714万。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户数增至891万多，人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人口统计数的最高值。经过劳动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耕地面积也大幅度增加，据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摘编自陈秀平、欧阳庆芳《隋唐时期农业立法及农业发展状况浅析》
材料二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土地的开垦，宋太祖到宋真宗之间约40年的时间里，新垦土地增长了1倍，达到了约3498万公顷。“土狭人稠，田无不耕”“虽晓确之地，耕耨殆尽”。宋代法律对土地的保护日趋完善规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土地的大量开垦和土地权属的确定，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颁行了《农田水利法》，鼓励百姓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修复了一些汉唐以来所废弃的陂塘、堤堰、沟渔，农田产量大大提高，农业经济一度繁盛。宋代农耕技术的提高和农具的改进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业发展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倾向和人口的增长。
——摘编自杨楚昕《宋代农业经济繁荣的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促进唐宋农业发展的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农业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农业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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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唐代的主粮结构主要由粟、麦、稻构成。粟、麦的生产和消费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粟、麦两者相比，粟的地位更高，而麦为“杂稼”、“杂种”之属。北宋时，稻米不仅是南方居民的主粮，也是北方广大城市居民和军队、官员的主粮。为防备契丹铁骑南侵，政府鼓励北方种稻，河北沿边，“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真宗时期，占城稻传入，其成熟得快和耐旱的特点使人们得以扩大稻谷的栽培。宋代麦的地位超过了粟，南方麦类的种植面积得到扩大。
——摘编自刘朴兵《从饮食文化的差异看唐宋社会变迁》
材料二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明朝后期，一些新的农作物品种输入中国。其中高产粮食作物玉米、甘薯的推广种植，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总产量。江南等地区农业的多种经营日益兴盛，经济作物品种繁多，种植广泛，很多农民还兼营产品初级加工或相关副业，以获取更多的收入。
——摘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三 近代以前，西餐就经早期的西方来华人员而传入中国，很多人认为“夷人”烹制的“番菜”和刀叉“茹毛饮血”式的饮食习惯，既不卫生也很野蛮。鸦片战争后，大量西式菜肴进入租界。在一些人眼中，西方国家成为文明与进步的象征，其饮食文化也披上了绚丽的外衣。很多西餐馆地道的手艺加上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很快使得西餐在中上层群体之中打开了市场。与此同时，“西菜中吃”日益流行，通过改良，西式菜肴逐渐以新的面目融入上海本地的饮食体系中。
——摘编自吴百欣《近代上海西菜改良与饮食观念演变》等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宋主粮结构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稻米地位上升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玉米、甘薯的推广种植对中国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推动中国民众西餐观念转变的因素。
材料一 从唐后期、五代到宋朝，土地私有制在土地占有形态中完全占据了压倒优势。宋朝“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土地转移十分频繁。时人形容为“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甚至还有“千年田八百主”的谚语。国家针对民间的土地交易制定了详细的法律规范，只要经由官府办理合法手续，订立契约并纳税，土地交易就会得到承认，受到法律保护。
——《中外历史纲要》（上）教师用书
材料二 “应典卖，倚当庄宅田土，并立合同契四本，一本付钱主，一付业主，一纳商税院，一留本县。”（注1022年政府规定）
——《宋会要辑稿》
材料三 宋朝土地买卖契约残片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土地交易的特点。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宋代土地交易中商业契约的作用。
材料一 在宋代各类民事诉讼案件中，以田讼最突出，其中扬州、淮南、福建等地邻里之间、族人之间、主客户之间等土地之争频发。自北宋初年起，官府就不断修订与田产相关的条法。南宋宁宗年间，有吕氏兄弟二人分户而立。弟死无嗣，其兄吕文定向官府讼告堂叔占据其弟田产。经审理，堂叔已实际购得该田产，但吕文定事先不知情。官府根据“凡典卖物业，先问房亲。不买，次问四邻”条法，判田产归吕文定所有。
——摘编自牛杰《宋代民众法律观念研究》等
材料二 中世纪的西欧庄园里，份地受让人须经庄园法庭将土地先“交还”给领主，再经领主“接纳”后才能取得土地。领主与份地受让人的约定条件、交换过程以及相关义务都载入庄园法庭的卷档中。农民拥有的土地不能随意交换和买卖，但领主也不能随意收回。在一个案件中，领主试图剥夺一个农民的某些土地，理由是农民超过了其有权持有的数量。该农民争辩说“此前一直根据习惯法持有几份地产，而无需特许状，也未受罚和受到指控”。庄园法庭审理的最后结果是“将这个问题搁置起来，直到达成更充分的协商”。
——摘编自肖培栋《浅析西欧中世纪农民对土地的合法占有权》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社会田讼现象频繁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西欧土地制度的特点，说明庄园法庭的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指出两则诉讼案例体现的不同法律理念。
【推荐1】材料一：
| 朝代 | 粮食亩产水平（市斤） | 人均粮食占有量（市斤） | 全国耕地面积（亿市亩） |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所占比重 | ||
| 总面积 | 北方 | 南方 | ||||
| 春秋战国 | 91（全国） | 614.8 | 2.3 | 94% | ||
| 秦汉 | 117（全国） | 1048.35 | 5.72 | 94% | ||
| 魏晋南北朝 | 122（北方粟、麦）215（南方稻谷） | 1167.7 | 3.85 | 2 | 1.85 | 90% |
| 隋唐 | 124（北方粟、麦） 328（南方稻谷） | 1450.92 | 6.42 | 3.21 | 3.21 | 90% |
——卜风贤《传统农业时代的灾荒风险和粮食安全》
材料二：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开始使用，耕犁和牛耕技术也随之出现，并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实行起来……汉以来，随着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耕犁也有所革新，除犁铧是全铁外，还创造了犁壁，从而更有利于深耕和碎土。……唐帝国前期，在耕犁的完善方面有巨大的贡献，这就是曲辕犁（又称江东犁）的出现。它操作起来较为灵活方便，因而特别适于土质黏重、田块较小的江南水田中使用，这对江南地区农耕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
——陈文华《农具发展史》
材料三：鸦片战争后，随着自然经济解体，大量失业人口只能涌向本已紧张的土地之上：失去副业的农民无力支付高额地租，乡村的租佃关系变得异常紧张。部分人口流入城市，推动城市畸形繁荣，但作为消费型城市，工业产业＝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得并不发达，其结果是大部分人都处于失业状态，过着寄生虫般的闲人生活……
——摘编自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费孝通《中国士绅》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到隋唐时期中国农业的发展趋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到隋唐时期中国农业得到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农村人口迁移的原因和影响。
【推荐2】东亚指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包括濒临太平洋的日本、中国、韩国、东盟十国。在古代，东亚曾经出现过文化共同体和经济贸易商业圈，各国相互往来频繁。今天东亚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域之一。中国是东亚的重要部分，中国的发展与东亚的发展具有紧密的相互依存性。
材料一古代中、日、朝三国关系的全面发展，是从中国的隋唐帝国时期开始的。此前三国的交往，可以称为早期的交往。从朝鲜半岛的历史来讲，从箕氏王朝到卫氏王朝（公前11世纪中期～前2世纪中期），它们的建立者和统治阶层都来自中国移民。秦汉时期辰韩深受秦文明的影响……古代中日之间的交往，据推断，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一带先民，就可能有人从海上移民来到日本列岛。徐福东渡的传说，实际上是秦汉之际中国人渡海移民到日本的一个缩影。文献记载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在两汉时期，汉光武帝赐金印于倭王，则是一个典型的实物例证。古代朝日之间的交往，先期主要表现为移民风潮。当时从朝鲜半岛来到日本的移民，既有朝鲜人，也有生活在朝鲜的中国人。移民为日本带去了先进的汉文化和生产技术，大大促进了日本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发展。
（1）据材料一，古代中、日、朝三国早期交往的主要形式是什么？这一时期的交往，中国对当时东北亚社会发展有何影响？结合所学知识，隋唐时期，三国社会发展、交往内容与早期交往相比又有什么新变化？
（2）读图，唐宋时期中国海外贸易港口的分布区域主要集中于什么地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分布在图中的哪些区域？说明理由。
材料二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政府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宋政府设立了市舶司，多次派使臣赴海外招徕外商；并管理对外贸易。两宋亦利用民间力量来广招外商。每艘海舶船主，也是政府委任的“市舶纲首”，负有在域外“招诱舶商”的任务，规定“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解货物，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宋会要·蕃夷》），宋政府甚至向外国商人开放仕途，以此作为扩大贸易额的奖励。市舶之利在两宋国家财政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宋高宗绍兴廿九年财政总收入为四千万缗，而市舶司竟获二百万，居岁入总数二十分之一。”
材料三宋朝经济大发展，特别是商业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的称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革命产生出直至19世纪仍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东京城打破了唐朝长安城坊市分离封闭的商业结构，《清明上河图》显示了商业气息的浓厚，宋时的商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说，当时（公元1201年）中国的商品交换的价值，合计相当于1500万至1800万盎司黄金，如此庞大的商品流通量，在当时世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金属货币难以适应商品的巨额流通。货币发生了突破性变革，最早的纸币产生了。到南宋，纸币逐渐成为主要货币，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在12世纪中叶发展为建有流通职能的纸币。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3）依据材料，分析宋朝“商业革命”出现表现及主要原因。
材料 在汉代文物中骆驼并不多见，在其形象塑造上没有变化多样的姿态，也与真实情况差距很大，蹄子与马蹄无异，且大都混同在各类动物之中，没有明显的特别含义。北魏是表现骆驼形象的第一个高潮，骆驼载货、特别是驮载丝绸成为极富特征的造型。到了唐代，以骆驼为题材的塑像、绘画剧增，且大量出现在不是骆驼产地的中原地区；在骆驼形象的塑造上，很多陶塑抓住了骆驼习性中精彩的瞬间，充满动感，极为传神；很多则不再是简单的形象再现，它们或大步行走，或引颈长啸，像是与险象环生的自然环境进行抗争，渗透着对现实生活的歌颂和向往。这一时期骆驼载货的造型更为流行，驮载货物的品类也更多，并且胡人牵骆驼、胡人骑骆驼的搭配造型在骆驼陶俑创作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摘编自齐东方《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汉唐文物中骆驼形象的变化进行阐释。（要求：表述成文、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