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进入明朝开始中国的海洋防务就开始停滞不前，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寸板不许下海”是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的遏制中国人对外交往的海禁政策。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

清朝历代君主与明中叶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一样，都没有认识到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他们在继承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同时，依然用传统的治边思想和治边政策去对付从海上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顺治元年，清政府颁发“迁海令”，将北起山东南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十四华里，并且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装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

——摘编自叶赫那拉·煜麟《清朝的海防思想》

材料二   日本侵台的直接结果，就是引发清廷内部的海塞防大讨论。李鸿章在这场国防战略的大讨论中，尖锐地指出：形势巨变，古今不同，“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衅，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故他同意加强海防，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这种把边防的重点从西北内陆边疆转移到东南海疆的举措，是封建国防观念向近代国防观念的一个重大转变，而海防与塞防之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这种转变的开端。

——摘编自孙占元《论清政府筹办海防》

材料三   台湾首抚刘铭传在保卫和开发台湾的过程中，一方面注重海防和海洋军事建设，先后兴办台湾军器局、军械所、火药局、水雷局等，以解决台地兵器修理和制造的难题，并于台、澎海口要隘之处修筑近代化炮台，配备新式的阿马士敦后膛炮及各种水雷；另一方面则“与敌争利”，从海洋经济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和开发台湾岛。光绪十二年（1886），刘铭传在新加坡设立招商局的同时，先后定购和集资购买了8艘轮船，开办轮船公司，航行于台湾、澎湖、上海、香港之间，有时亦航往吕宋、西贡、新加坡等地。为与列强争夺海洋利权，刘铭传不仅苦心经营台湾航运，而且积极建造台湾铁路，创设台湾邮政局，架设台湾南北陆路电线，敷设从台湾至大陆的海底电缆。从开辟海上运输、海上邮政，到建设台湾铁路、铺设海底电缆。

——何瑜《从台湾问题看清代海权意识的觉醒》

材料   表为张海鹏教授对晚清时期的阶段划分及其特征的概括。

材料一   在拉美，最早而且可能是最关键的对现代化的抵制来自乡村。在19世纪前半叶，政治混乱和不便的交通运输使土地价格维持在低水平。19世纪中期以后，自由主义者力图打造一个小农阶级，他们相信，这个小农经济将能仿效英格兰和美国榜样形成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两者的基础。但他们打碎天主教教会地产和土著村社共有土地的努力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这些财产的很大一部分不可避免的最终被政客和大地主所获得。一些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和墨西哥，将公有土地赠送给有密切政治关系的人，这进一步提高了土地集中程度。并非人人都接受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是好事的观念，除了对侵扰地方特有权利的中央政权极端不信任外，还存在一系列其他抵制现代化的原因。在许多场合，乡村居民用暴力反抗现代化。

——摘编自[美]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拉丁美洲史》

材料二   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过程中，农村社会转型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冲突。众所周知，历史地看待中国农村社会，虽然朝代不断更替、贫富状况和生活方式各异、习俗也有所变化，但农村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生活观长期以来却没有多少根本变化，广大农村的自给自足与自得其乐状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然而，随着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冲击与文化浸透，也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结构的根本变化，乡村社会的超稳定性被打破，阶层利益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摘编自赵秀玲《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难度与治道变革》

材料   贵州省湄潭县城关区有一家农民办的豆腐坊……

1983年4月，农民何克荣办了一个豆腐坊，（这个豆腐坊）解决了县城居民吃豆腐难的问题还安排了10多名青年就业……（这些从业人员中）15个是农民，另外两人一个是外县的，一个是城里待业青年。

……

这个豆腐坊却引起一番争议，争议的问题有二

一是有人认为请帮手超了杠杠。在豆腐坊从业的17人中，连何克荣在内有4人出了本钱，其余13人出劳力。因此，何克荣等4人是业主，请了13个帮手，数量超过了政策规定。

二是有人说利润分配不合理。据了解，这个小作坊从开办后，每月盈利700元左右，1983年4~12月实际盈利7200元。……何克荣本人可得5495元，另外3个出了本钱的农民分别各得850元、623元和232元。而一般工人每人只得57.6元的工资和补贴，没有参加分红。据此，认为剥削太重。

有些人不同意上述意见……

有人算个账，何本人没赚多少钱。比如，原料（黄豆）是议价购进的……税收是按产值计算的，交5%的工商税……3%的工商管理费……盈利要还贷款和贷款利息，还要留些作流动周转金……真正到手的钱很有限。

——许海（贵州遵义地区农业局）《一个民办豆腐坊引起的争议》《农业经济丛刊》（1984年03期》

材料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联邦德国针对通讯、邮政、铁路等国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集中进行私有化。这类国有企业承担了较多的公共任务，盈利能力较差，很多长期以来都享受着公共财政的补贴。在此次私有化过程中，德国对不同类型的企业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对于大型国有企业（如铁路、邮政等），政府对供进行改组上市，并逐步减少政府的持股比例；对于小规模的国有企业和不动产，政府主要采取直接出卖或拍卖的方法。尽管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很多国企降低了政府的持股比例，但仍保留了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权，国有企业在德国经济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郎昆、冯俊新《德国、法国国有经济：发展历程和经验启示》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营企业实行经营承包制，这在当时是一种企业制度的创新。但是，由于承包制没有触及企业的基本产权制度，且本身还存在着“短期行为”等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无法适应国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需要，使得承包制难以为继。中共十四大后，随着大型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的逐步推进，改制上市迅速成为这个时期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放小”同“抓大”一样，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所有权制度改革的另一重要举措。1997年上半年，实行民营化的国有中小企业已占国有中小企业总数的50%以上。

——摘编自剧锦文《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与重组的变奏》

材料三   国企改革的肇始和四十余年的流变，也是中国经济向市场化探索、实践乃至形成中国特色模式的过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探索中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其中国有企业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改革历程。每个阶段的改革背后都烙印着时代发展需求的痕迹，而最终共同呈现出一种“国企改革的中国范式”。

——摘编自贺佳雯《渐进的国企改革》

材料一   马克斯·韦伯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观念入手，试图发掘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精神基础。新教伦理反对骄奢淫逸，主张积极的自我控制，这对养成节俭有序的行为习惯也有帮助。这套伦理教导人如何以合理的方式来赚取利益，培养热爱劳动、节俭、勤奋等品质。

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向我们证明：14—16世纪，欧洲奢侈之风盛行为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这一时期的奢侈品消费对贸易、农业以及工业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市场支撑。

——摘编自杨紫安《韦伯新教伦理观试探》等

材料二   1953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从三个方面提出厉行节约、紧缩开支的要求和方向：一是在建设工作中，必须继续贯彻重点建设的方针，一切部门都要坚决削减那些可以削减的、可以推迟的或可办可不办的事业拨款；二是精简行政机构，节约行政经费，有计划地坚决地精减冗员，节约支出；三是动员党政军民特别是农民注意节约粮食，并使之成为一种良好的风气。

——摘编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辽宁工业在百废待兴基础上发展起来，迄今为止辽宁已建立起相对独立、有一定规模和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下图是1949-2018年辽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贡献率的比重指标图。

注：1949—1997年工业统计为乡及乡以上工业口径，1998—2006年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2007年以后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据《辽宁统计年鉴》

临汾钢铁公司始建于1958年，曾是全国56家地方钢铁骨干企业之一。1965年，公司成功试制出高频螺旋缝焊管，填补我国钢管生产空白，产品被应用于毛主席纪念堂建设、中国导弹研发等重要工程。改革开放后，临钢不断加快技术进步，于1987年建成炼钢生产线，于1989年完成中板生产线改造，结束了有铁无钢、有钢无材的历史。1998年10月，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临汾钢铁公司重组改制为“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和“山西新临钢钢铁有限公司”,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加速技术装备升级，全面优化工艺结构。其中，3300mm中厚板生产线、不锈钢热处理酸洗产线工艺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07年，营业收入由改制前的8.67亿元增长到102亿元，利税由0.68亿元增长到7.4亿元。

——摘编自《临汾钢铁公司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