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南昌起义后六天，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他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先生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一卷

材料二   这是一次带有紧迫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他的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在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博古首先作报告……接着是毛泽东发言，他说，为什么会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除凯丰外，没有一个人站在博古这一边。

——摘自《杨尚昆回忆录》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上，由国家力量所主导的荒政体制长期占据主体地位。19世纪下半期以来，随着清朝的国力进一步衰退，其救荒能力急剧下降。一方面，借助新兴事业和新生产力的支持，民间义赈活动的救灾能力和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大批绅商界人士积极参与，形成了以上海绅商社会为中心，针对全国范围内重灾地区开展“民捐民办”的赈济方式。另一方面，西方对华赈灾活动逐渐兴起与发展。1906年，江苏北部遭受水灾，中西人士创设华洋义赈会，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救济行动。

——摘编自朱浒《从一尊到多元：晚清社会救济机制的结构性演变及其意义》

材料二

——摘编自王昉、王晓博《多维认知与多元治理：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思想研究》

材料一   陶行知出生于1891年，其青少年学习成长时期正值丧权辱国，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陶行知既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熏陶，也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教育。五四运动期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实业救国思想在他的心中萌发成长，他提倡以生利为主的职业教育。20世纪20年代，各类工厂的兴办，需要培养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素质和较强专门劳动技能的人才。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创办晓庄师范，致力于将学生培养成为兼具科学文化和劳动素养的人才。他于1932年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在工学团里以学校为据点，以生产为依托，以技能为目的，为社会的经济发展培养了一批适合的劳动者。陶行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劳动教育思想，认为劳动教育“在谋手脑相长，以增进自立之能力，获得事物之真知，及了解劳动者之甘苦”。将教育同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相联系，造就适应社会发展的一代新人。

——摘编自金钰珍《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抗战时期，延安大学成为在高校劳动育人的典型示范。延安大学开学第一课就是劳动，自己挖窑洞，建宿舍，修缮学校基本设施。学校还在各院抽调四十五人到南泥湾开秋荒六百亩，创下一人一天开荒一亩二的高产纪录。在大生产运动中延安大学师生劳动积极性得到激发，科学耕作，努力提高农作物产量。到1943年基本实现了办学自给自足，还为边区政府上交救国公粮。同时，学校形成了热爱劳动、崇尚劳动、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良好精神面貌。

——摘编自刘函《延安大学劳动教育的基本经验及启示（1937—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