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太平天国之后，湘军和淮军的官佐因功而擢升至重要职位，从前由满人占据的重要督抚位置，现在落入了汉人之手。……即使是在朝廷最核心的机构军机处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汉人任职，直至最后他们的人数超过了满人。总之，政府的权力从满人转向了汉人。在清代早期和中期，政府高度集权化，朝廷决定各省的政策；而在太平天国之后，中央政府发现有必要与外省大员磋商国是，听取他们的意见。北京的衙门时常征求地方官宪的观点，以争取他们支持自己的立场，势力强大的巡抚和总督时时会摆脱中央政府自行其是。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1900年6月，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和各参战国达成《东南保护约款》，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称“东南互保”。该事件是清末各地官方实力派汉族人物首次公然聚众反抗满人朝廷。

——摘编自李鹏军《东南互保新探》

材料   19世纪四五十年代，清政府在对欧美各国的关系上实行的是将各事务化解于各有关地方，“由外省督抚奏报，中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面对这种新形势，外国事务头绪纷繁”，特别是在外国公使驻京之后，专门负责处理对外事务。19世纪60年代，由于“来悉洋情，中国与各国订立的条约中，仍然只有“彼在中国设领事之语，中国还是因被迫遣使赴英就马嘉理隶件致歉而顺便迈出了在国外设立使馆的第一步（1875年）。接着清廷又相继任命常驻美国、西班牙、秘鲁、日本、德国、法国、俄国等国的公使。1901年7月，正式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外务部位居六部之上。

——摘编自潘培志《晚清政屙改革下的中国外交近代化》

材料一   18世纪以来，研究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成为社会学者关注的热点，他们认为在自由主义的引导下，资本主义创造了工业革命的巨大历史功绩，代议民主制度也各有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平等被忽视追求，人的个性却被淹没了，从而造就了新的巨大社会差异。于是各种各样的现代化国家发展理论应运而生，20世纪又被称作“政治实验”世纪。

——摘编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等

材料二   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上蹒跚……1964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并在1975年得到重申。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理论从美国引进中国，受到了各方关注，也有学者认为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与实践中要避免可能出现的偏向……中国政府提出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中总体布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改编自《中国式现代化》

材料一   我们的党从最初组织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就不允许派别的存在，就严厉地反对了自由主义、工会独立主义、经济主义等。

——摘编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论党的建设》

材料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多次出现的“左”倾和右倾的错误思想路线给党带来极大危害，一度危及党的建设发展。有鉴于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在党内开展一场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整风运动的重要性。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明枪易躲，糖衣炮弹难防，要时刻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进驻北京时，他再次强调：“我们共产党进北京，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

——摘编自王艳丽、王晶《勇于自我革命是保持大党优势的制胜之道》

材料三   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摘自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党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具体体现。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就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在三年多土地革命实践中，基本形成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方法。农民政治、经济上的翻身，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他们拥护共产党，纷纷参加红军，慰劳红军，形成了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2

材料二   1947年6月至8月，人民解放军渐次转入战略进攻和战略反攻。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正如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从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三分之二的地方已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还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没有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已进行改革的地方，有的也不够彻底。为了推动解放区土改运动进一步发展，1947年7月至9月，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根基的社会大变革。土地制度改革，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2

材料一   至迟在汉武帝时期，汉代就已设立掌管民间俗乐的“乐府令”。根据《汉书. 艺文志》:“自孝武设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 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乐府机关汇集了大量的民歌和贵族、文人的创作，并加以分类编排予以演唱。从数量来看，仅仅是西汉时期，《汉书.艺文志》巳著录28家314篇。东汉乐府史籍不载，当也不在少数。从作者看，汉乐府包括贵族创作、文人创作和民歌三个部分。贵族和文人创作多是歌功颂德，文学价值不高，两汉乐府的精华在民歌。

——摘编自罗宗强、陈宏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

材料二   1937-1945年期间，抗日根据地的文学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后,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涌进了文艺领域,根据地的文学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中起了积极作用。1942 年之后，根据地的文学在工农兵文艺方向的指引下，大放异彩，佳作迭出。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都是其中的佳作.

——摘编自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材料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例如《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以改革创新为主题的改革文学;以贾平凹《高兴》为代表的关于农民工进城的文学书写。而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则设计了一个以世界、全球化为叙述空间背景的新故事.新时期文学在不断向外开放、学习各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同时，发起了“寻根文学” 的文学思潮，来重建当代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血脉关系，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土壤和精神滋养。

——摘编 自张丽军《改革开放与新时期中国文学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