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学说并不是一个很受统治者待见的学说。后来在董仲舒的努力下，儒家学说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汉亡之后，儒家思想曾出现低迷期。进入宋代，儒家思想进入了鼎盛期。经过宋明时期的辉煌之后，儒学几乎停止了发展，儒生们开始反思儒学本身的局限性，寻求救国之道。到了民国，更是有鲁迅等一众文化界名人认为中国之败，根源在于文化，在于千年来儒学在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的落后思想。因此，有必要将这些落后思想连根拔除。
——摘编自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儒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前不受“待见”的一例史实，并说明其进入“鼎盛期”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国时期将“落后思想连根拔除”的历史事件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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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曾巩（1019-1083），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自幼天资聪慧，勤学苦读。曾巩的一生，成就很多，尤其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更为突出。他积极参与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内容广泛，义理精深，节奏舒缓，感情醇厚，气质内潜。其文风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宋史·曾巩传》称他“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曾巩取得文学成就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曾巩取得文学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春秋末到战国时期，下层平民中大量受过教育的“士”，或进入诸侯大夫的机构，或独立于社会，形成一个不拥有政治权力却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人阶层，从孔子起到秦代干政的韩非、李斯是一类，自庄子起到秦末的鸡冠子（注：道家代表，终身不仕）又是一类，如果说春秋早期和中期，这批文化知识的拥有者大多还只能做卿大夫的家臣，像孔子的弟子，那么，战国时期则相当多的“士”就十分风光……常常可以与权力分庭抗礼，于是“思想”便出现了独立的发展空间。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的“士”如何处理与社会政治活动的关系。说明当时“士”的“思想”出现“独立的发展空间”有何有利条件。
材料二 北宋士大夫表现出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从建国初赵普的屡次谏言，到中期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无不反映出宋代士人为维护封建政权而做出的最大努力，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在当时士人中间并不是个别现象，这同前代士人逃隐山林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宋代科举制的完善，给普通士人入仕打开了方便之门。全国各地不论是京畿，还是闽、蜀、两广等偏远地区，到处都是读书应举之人。士人挑灯夜读，为求取功名奔波于漫漫求仕途中。由于科举朝着重策论、轻诗赋，重能力、轻浮文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士人具有以文章为工具，利用经术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使士人改变了以往的治学方法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士人独具特色的文化风格。
——摘编自宋馥香《略论北宋士风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士风的主要特征，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三 （李贽）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他没有创造一种思想体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决心和能力，而在于当时的社会不具备接受改造的条件。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李贽的学说“破坏性强”的表现及“当时社会不具备接受改造的条件”。
材料一 墨子是我国倡导功利主义思想的第一人。他认为“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愚也”。墨子又强调利己的实现存在于利人之中，所以要“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达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他要求人们消除自私，当个人利益与他人、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要牺牲自我。墨子实现其功利目标的方式是“控欲”，对老百姓来说，他们的“利”只需要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即可；对统治者来说，墨子认为要“非乐”“节葬”“节用”。战国时墨家与儒家同为“世之显学”，但“汉代以后儒家独尊，墨家则几为绝学”。
——摘编自《中西功利主义思想比较》
材料二 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理学一方面使人们屈从于封建主义统治，另一方面，理学家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1）根据材料一概括墨子功利思想的主张，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以后墨家思想衰败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汉代以来儒学的发展历程，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推动其发展的相关因素。
材料一 19世纪中期，中国官绅承受西方所加的冲击，并被迫采取应变的对策。19世纪后半期，中国先知先觉之士认识到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来一个巨大的变局，将产生一个从所未见的创新机运。
——摘自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甲午战后的几年，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很重要转折期，从这时开始，中国才比较正规地迈进到自觉理智地向外国学习的历史进程。国人对西学的领悟从感性的“力”的浅层次，深入到理性的“智”的层次，并进而引起了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第一次大融合。
——摘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材料三 1917—1923年的思想革命，代表了中国对西方冲击的第三阶段回应，这一阶段的思想觉醒，标志了从传统的中国基础向完全西化的进一步转变。但它的主要成功，在于引进了西方的思想和摧毁了中国的传统，而不是创造了新的思想体系和新的哲学学派。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请回答：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中期，官绅为应对“变局”提出的策略，19世纪后半期，先知先觉之士抢抓“新机运”的表现。以此判新时代的主题。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第一次大融合的成果，并说明该思想促进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该思想革命宣传的核心内容。综合上述材料，概括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特点。
材料一：吾侪（同辈）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碍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语曰：“取法于上，仅得其中。”择其中而取法之，是岂智者所为耶?鄙人愿诸君于是等谬想淘汰洁尽，从最上之改革着手，则同胞幸甚!
——《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1905年）
材料二：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
——陈独秀《敬告青年》
（1）材料一中所说的“真立宪”与“不完不备之立宪”分别指什么? 根据材料—，指出孙中山赞成的政治主张及其理由。
（2）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比较孙中山与陈独秀在思想、政治理念上的异同。
材料一 《新青年》创刊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以及各种各样的主义、思潮、学说等，都先后传入中国。……可以说，《新青年》的创刊既是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必然产物，又对中国文化进一步走向开放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青年》的创刊以及由此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历史进程。……《新青年》创刊对中国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另一大贡献，是对儒家思想的批判，颠覆了其延续两千余年的独尊地位与话语霸权，从而使人们从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促进了多元思想格局的出现。
——郑大华、王余晖《循着中国近代文化走向回望〈新青年〉》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转型是与反省激活传统文化相联系的，并不是以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应当承认它对于儒学和传统文化的批判，开启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研究……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只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所接受、认同，而且已经萌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思想端倪。新文化运动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如何在中西文化结合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文化。而创造新文化的最终目标指向，不只是文化上的，更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相关，是推动中华民族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保守走向进步、从落后走向昌盛。
——陈卫平《走出新文化运动的认识误区》
材料三 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利用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与解构深入到核心层面，荡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从而为真正完成中国文化现代重建中“破”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可能性。……新文化运动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由“破”到“立”的历史分界线，此后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主旋律则是要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
——李翔海《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起点》
（1）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新青年》创刊前后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原因。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论证“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转型的运动”。（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楚，250字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