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商周开始，中国的城市主义就与国家的演进联系在一起。其城市的建设服务于国家的管理，大城市的规划要遵循“奉行天道”的原则。唐宋时期，中国的城市主义正在汲取新的营养，有了新的内容。唐代通过放宽对商业的限制，促进了商业性的大都市日益繁荣，如扬州、益州；宋朝鼓励贸易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国际性商业大都市的发展，如广州、漳州、泉州……然而到了1600年左右，从漳州的码头和货栈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城市的活力开始消散。

——摘编自《全球城市发展史》

材料二   从19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美国初步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系，美国社会也出现一系列相应的变化。纽约、芝加哥等在20世纪初人口已超过百万，1910年一个委员会对纽约及其他城市情况作过调查，所有的房间中，三分之一的住着两个人，其余三分之二则住有3人以上；费城和圣路易斯其排水系统总长度仅相当于这两个城市街道总长度的一半多一点。而新奥尔良和莫比尔等城市依旧大部分靠露天排水沟排泄污水。各种族、民族以同质形式居住在特定的街区，彼此间以拼图形式存在。据有关资料，从1880年到1890年，全国犯罪率上升了80%，大部分案件都发生在城市。

——摘编自《美国城市化进程探析》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的建立和发展受政府支配，城市的功能结构偏重于工业，呈现出工业型城市化。政府是城市化的主体，能通过各种措施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转移，同时可使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方式从农业中积累城市化、工业化初始阶段的建设资金。尤其是在前30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由9.05%上升到13.68%，平均年增长率为0.15%，而同期世界城市人口比重由28.2%上升到40%，年增长率达0.4%。

——摘编自《新中国城市化建设初探》

材料一 1820~1957年中国城市人口变化表

——摘编自李蓓蓓、徐峰《中国近代城市化率及分期研究》

材料二 城市化过程中既要保持城市和市民的独立性,又需要与社会其他群体结成联盟，共同抵御来自国家权力的压迫与外部力量的竞争。中世纪的英国王权仍然非常强大,造成了王权与市民阶层、乡村地主以及贵族之间的政治隔阂,并在王权压迫下逐渐促进了市民阶层与乡村地主、贵族之间的政治联盟,最终塑造了英国城市资产阶级、乡村地主、贵族与王权之间的权力制衡格局。在此之后,无论是市民阶级还是新兴的资产阶级都保持了独立的主体地位。…英国贵族在16世纪开始出现衰落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贵族开始积极经营土地,主动谋求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进入到18世纪以后,英国贵族大多亲自参与土地经营,他们通过圈地运动将土地集中,同时积极提高农业技术水平,转变农业经营方式。通过这种农业革命,英国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以释放,土地也得到了有效的集中和整合。…富裕农民和乡绅是乡村变革的真正主カ,最终推动了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面向现代农业的人群开始占据主流。

——摘编自姬超《西欧近代城市化的路径差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材料 英国西北部大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吸引了大量人口,形成了新的人口中心。1801~1831年,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两倍多。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52%。年轻人纷纷外出求职,自由择偶组成小家庭的现象剧增,社会生活发生巨变。机械化生产使工人的一部分体力消耗和技能的运用被机器所代替,使工人的劳动失去了独立的性质,成为机器的附庸,同时也使得资本家可以利用女工和童工来排挤成年男工,从而压低工资。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又成为资本家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的有力手段,它甚至突破了起码的道德标准和人的生理承受限度。

——摘编自刘宗绪《世界近代史》

材料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市的外观和格局、城市生活的内涵、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等,都发生了令人惊奇的迅速改变城市化过程中,许多农民进城务工;进入大学的农民子女毕业后,许多人在城市找到了新的取业;由于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减少,第二、三产业则逐步发展,农村人口也有向乡镇、县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转移的趋势。因而,中小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逐步发展起来。当前,北京、上海等城市还有向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在全国范围内,从北到南还形成了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这些经济圆实际上也是一个城市群。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城市化对应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过渡。

——摘编自王鸿生《中国城市发展的四个阶段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