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周礼》中已经有了借贷纠纷的记载。春秋时期,实物借贷已经比较普遍。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货币流通扩大,出现了高利贷。在中国古代,借贷被称为“贷”“取予”“同贷财”,反映借贷关系的“债”则被称作“责”。西周时期,政府规定民间借贷活动必须在国家法定的利息下进行,违者要受到处罚。“凡民同贷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民间借贷必须立契约文书,“听取予以书契”。官府通过借贷契约文书来判定民间债务纠纷,“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凡属责者,以其地傅而听其辞”。
——摘编自谭光万《中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研究》
材料二 宋代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主体部分,借贷虽出于情势之逼迫,并非个人意愿,但却是他们的一种生产、生活常态。丰年之时,粮价降低,农民缴纳赋税后尚可勉强维持生计,但至青黄不接之时也不乏需要通过少量借贷换取生活资料。若遭遇灾荒年份,农民则不得不依赖大量借贷度过难关,拆东补西以致饮鸩止渴,被套上高利贷的绳索。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说:“中人一家之产,仅足以供一户之税。遇有水旱疾厉,不免举贷逋欠。”他在另一奏疏中说。农民“一有艰歉,富民不肯出贷,则其束手无策,坐视田畴之荒芜,有流移转徙而已”。
——摘编自王文书《宋代借贷业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民间借贷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农民借贷“常态”现象形成的原因。
相似题推荐
材料一 13 世纪是整个旧大陆被庞大的商业网络联结为一个前现代世界体系的时期。这一体系由七个地方性商业区域构成,包括西欧、地中海、欧亚大草原、埃及—红海、中东波斯湾等,它们相互交叠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一体系包括一些力量相对平衡的参加者,虽然没有唯一的参加者统治整个世界体系,但元代同时维持着陆路和海路的对外沟通,这对于一个完整的前现代世界商业圈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阿布·卢迦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至 1350年代的世界体系》
材料二 1910-1990年部分国家经济数据表
年份 | 项目 | 国家 | ||||
俄国 (苏联) | 德国 (联邦德国) | 美国 | 英国 | 日本 | ||
1910年 | 原油产量 | 11.3 | 0.1 | 27.9 | —— | 0.3 |
钢产量 | 3.3 | 13.1 | 26.5 | 6.5 | 0.009 | |
1950年 | 原油产量 | 37.9 | 1.1 | 266.7 | —— | 0.3 |
钢产量 | 27.3 | 12.1 | 87.8 | 16.6 | 4.8 | |
1990年 | 原油产量 | 553 | 3.6 | 371.0 | 88 | 0.5 |
钢产量 | 154 | 38.4 | 89.7 | 16.5 | 110.3 |
——根据【英】米切尔编,贺力平译《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编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前现代世界体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在三个年份中任选一个,概述该年份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并分析原因。
材料到了宋代,商业的发展遂导致坊市制崩溃。商业活动不再局限在官方设立的市内进行,而是随时随地都可进行。人们在城内任何地方都可建立商店,开设作坊店铺,还可以推车挑担沿街叫卖,当然也更不存在时间上的限制了。一些大都市还形成了一条又一条的商业街,有的同行业集中经营,有的则是不同的众多行业错杂相邻。……宋代草市进一步发展,国家在那里设立镇这一行政单位,以进行管理,在镇的下面,还设立了市这一行政单位。镇市都是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在宋代广泛出现,有的镇在人口、商业税收等方面,都超过了管辖它的州军的治所城市,它们不是政治中心,而是完全意义上的工商业中心城市,所以有些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之为中国的城市革命。
商业的兴盛,导致货币需求的增加。……唐代的飞钱到宋代称为便钱,仍由官方经营,并发行一定面额的便钱券。在宋代真正具有纸币性质的货币是交子。因四川使用铁币不便,当地大商人就联合发行一种纸币,称作交子,也是在一地交钱后到另地取钱。不久交子改由政府发行,并设立了机构管理,交子遂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流通纸币。……宋代的汇兑业务比唐代有更大的发展,除了沿袭唐代使用飞钱(宋代称便钱)外,国家还发行一种钞引,可以持钞引到各地换取需要的货币或实物。为便于便钱、钞引、金属货币等之间的兑换,宋代出现了许多金银钞引铺,进行货币兑换、汇款等业务。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1)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商业革命的表现。
(2)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西欧商业革命相比,宋朝的商业革命“为什么未能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
材料一 宋朝经济重心的南移不是个偶然现象,而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由于北人南移,不仅增加了江南的劳动力,更是带去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加速了南方的开发……自从十世纪后,北方屡次遭到践踏,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北宋南渡,它标志着南方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随着政治中心南移,我国经济中心也完成了南移这一过渡……高宗即位初年,南宋就开始采用“免耕牛税”的办法,来奖励农民归田,同时还进行了军屯、民屯以及水利工程的修建,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南方农业获得了大发展。
——王松苗《关于宋朝经济重心的南移》
材料二 (北宋)自进士科一并之后,榜出多是南人预选,北人预者极少。自哲庙(宋哲宗)以后,立齐、鲁、河朔五路之制,凡是北人皆别考,然后取人南北始均。
——马端临《文献通考》
(1)根据材料一、二及所学知识,概括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原因并分析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对文化的影响。材料三 市镇“丝行”“布庄”的发展,以至于明代后期嘉湖地区出现改良田种桑的现象。双林镇“俗皆织绢。四方之商贾咸集以贸易”,其特色产品包头绢“通用于天下”。嘉定娄塘镇“所产木棉布匹,倍于他镇”。丝与棉闯入农村经济生活,就单一地区,蚕、丝或棉布的收益有的甚至成为主业。就整个江南地区,经济联系突破行政区划,仅涟市镇沈氏一地主,其采购活动竟达于杭嘉湖苏四府六县。
——摘编自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
(2)根据材料三,概括明清市镇发展的主要表现及所引发的农村经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