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李时珍（1518—1593）自幼对医学感兴趣，后跟随父亲学习医术，广读天下医书。薪州遭逢大疫，李时珍父子为民众治病，“千里就药于门，立活不取值经此磨炼，医术愈精。李时珍发现，以往药书中存在药物误注、图文不一、主次不清等错误，常常危及病患生命，遂立志重修本草。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跋涉山川，采集药物标本，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他虚心拜当地人为师，问询渔樵农夫，细心收集大量有关药物、单方、验方的零散资料，撰成中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李时珍将前人对药物的分类发展为16部、60类，以部为纲，以类为目，使中药的分类更加科学；仔细描述每味药物的产地、形态、性味、功用、方剂等，精心绘制药图。历时近30载，“稿凡三易，然后告成”。

——摘编自唐明邦《李时珍评传》

材料一   《晋书，王彪之传》谈到永和末年，疾疫流传，“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唐宣宗大中年间，江淮大疫，宣宗令受疲肄虐的淮南、武宁军等方镇辖内，以前拖欠政府的缺额钱物摊派先放免三年，三年以后再行交纳。宋朝政府大量印行编辑医书，向各州县加以推广，向老百姓传擂预防疫病的知识。疫病流行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经常采用医药治疗来对抗疫病，政府曾派出医生带了药品到乡村巡视。

——摘编自张剑光、王晓洁《中国古代的疫病防治》

材料二   “庚子国变”后，各类瘟疫流行，导致中国秩序更加混乱。许多官员用西医理念实施防疫，效仿西方设立卫生局，“专司防疫清沽事宜”“派员检疫”安置隔离染疫人员。袁世凯在大法设立防疫院，对所有入港船只实施检疫，聘请中外医生（含女医生）和旧医官共同参与，对入港船只，不论华洋，都要强制检疫，一旦发现疫情，就立即隔离诊治。经数月努力，防疫取得成功。

——摘编自谷永清、张海林《试论清末“新政”中的卫生防疫事业—以北洋地区为例》

材料三   1953年1月，政务院167次会议批准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市）、县（旗、区）建立卫生防疫站。卫生部先后颁布《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1954年）、《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例》（1964年）。我国推行计划免疫，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普及了医疗卫生知识，增强了人民群众治病防病的观念。

——摘编自吴超《从卫生防疫到全民健康——新中国的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安全事业》

材料一 中国近代以来，中医学在传承中寻求变革，但传统中医观念及诊疗方法依然流行。传统中医认为药食同源，注重个人的养生与保健，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采用望、闻、问、切四诊法诊断，针灸治疗使用广泛。中国近代，无论是清政府还是中华民国政府，医疗制度侧重于服务达官贵人，对百姓影响甚少。而先进知识分子认为，国民健康不仅是个人的私事，更是国家的公事。国家必须尽到责任，维护国民健康，培养国民民族气魄与健全体格。个人必须配合政策，尽好国民的责任。

——摘编自皮国立《碰撞与汇通：近代中医的变革之路》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起省、市、县、乡镇社区的医疗网络，方便患者就医。在传染病防治方面，我国推行计划免疫，有效控制了很多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疫病，如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肺结核等，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医疗机构为患者服务的意识日趋强化，各级医疗机构明确了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意识。推行医疗保险制度和救助制度，确保全民病有所医。注重公共卫生建设，强化全民卫生意识。

——摘编自张栋《新中国以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轨迹》